這幾日京津冀霧霾嚴重，諸如“早晨一拉窗簾，還以為自己的眼睛瞎了”等在年初霧霾嚴重時流傳的有關空氣質量的段子又盛行于網絡。今天（10月10日）有媒體報道昨日霧霾嚴重程度至：站在天安門廣場，“國慶主花壇在霧霾中難見真容”。報道稱，“下午14時，北京市氣象局升級發布‘霾橙色預警’。此前一天，北京已經啟動了下半年首個黃色‘空氣重污染預警’，預計全市9日至11日將持續‘5級重度污染’”。不僅如此，還有新聞報道說，華北霧霾已經自行“出口”，以致鄰國政府不得不提醒與中國接壤地區的民眾減少外出，做好防護……

　　不知道這種存在嚴重霧霾的日子還要伴隨人們多少年。但是，如果把霧霾視為一種“增長病”，那么，“病來如山倒，病走如抽絲”的說法也同樣適用于霧霾的消除上。以世界最發達國家美國的現代化歷程看，其意識到必須治理隨經濟增長而來的污染是在上世紀50、60年代，至70年代環保法律基本完備并嚴格執行，直至今天，憑眼可見的事實是，在昔日工業發達的東北、中部地區，一些曾被污染、但已經禁止任何工業污染物排放五六十年后的河水也仍然沒有還清……

　　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英國，其經濟發展尚無前車之鑒，致其在工業化百多年后才開始意識到污染問題的嚴重性。相較英國后發的西方發達國家，其發展歷程雖短于英國，但卻在英國意識到這一問題后，不惜犧牲后來居上的發展勢頭，與英國同時改弦易轍，把環境作為經濟增長的底線，由此在相當程度上避免了類似“倫敦霧”那樣嚴重的污染問題。

　　沒有把環境的容納能力作為經濟增長底線的思維及其操作限制，對經濟增長的瘋狂追求就無異飲鴆止渴。在中國，像最近幾日這樣已經影響到人們正常呼吸的嚴重霧霾，實則是對“中國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幾百年發展歷程”的某種對沖。沒有底線的經濟快速增長，就是把治理環境污染問題，迅速演變成如媒體所稱“呼吸保衛戰”。

　　據媒體報道，面對嚴重霧霾，“多位環保局長都曾對記者‘大倒苦水’，他們認為在當前環保機制下難以根治霧霾，因為造成霧霾的污染源‘環保局長’根本管不了”，“東部沿海某省一位環保局長說，只要市（縣）主要領導‘不點頭’，像‘三高’企業這樣的污染源，環保局管不了、治不了、關不了”，“因為這些企業能繳納高額稅收，這才是地方政府的‘命根子’，環保這樣的‘次要’工作要為增稅這樣的‘主要’工作‘讓路’”，“并且，只要這些‘三高’企業合法‘落了地’，按照當前法律法規，環保部門沒有權力關停它們，只能以公函的形式請求當地政府配合”。

　　由此可見，中國的霧霾，是地地道道的經濟“增長病”。當然，這種“病”，也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病癥。因為看似“平等待人”的霧霾，其實既是增長不平衡的產物，同時也是化解“剎車”、以及在“平等”的表象下進一步固化不平衡增長的蠻力。顯然，如此沒有環境底線的經濟增長所產生的“政績”及其實際利益，都使少數人受益，并使這些人產生無法遏止的增長沖動和動力。

　　因此，轉換經濟增長方式，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不變、決策方式不變、受益格局不變，那么，其結果就不僅是霧霾困擾人們的日子會更長，而且其嚴重程度也會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