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票、足浴、請家教，賣房、理財、中彩票……手機里，五花八門的垃圾短信來勢洶洶。

　　近期，北京地區網站聯合辟謠平臺發布的《2013年度垃圾短信報告》就顯示，去年我國手機用戶收到的垃圾短信超過3000億條，相當于每位用戶每兩天就會遭遇一次“垃圾轟炸”，而“受災”最嚴重的北京手機用戶，平均每人每天要接收2.22條垃圾短信。

　　手機本是私人領地，垃圾短信卻不分時段、不請自來。輕者推銷，重者設套，讓人不堪其擾、防不勝防，并嚴重危及個人信息安全。然而，垃圾短信治理已有多年，為何痼疾依舊？

　　表面上看，垃圾短信之禍都是“利”字惹的禍。垃圾短信制作成本低，直達效果好，為發布者節省了大量推廣成本，成為不少服務提供商的新利潤增長點。而逾3000億條的垃圾短信，相當于2013年我國移動短信業務量的近1/4，也為通信運營商送上了一份大蛋糕。依附于這三大利益主體，個人信息搜集倒賣者、偽基站設備研發者、運營者也應運而生。相較于垃圾短信這條分工明晰的“黑金”產業鏈，消費者維權難度大、成本高，常常不了了之，最終助長了垃圾短信的氣焰。

　　其實，垃圾短信之禍不源于有利可圖，而在于唯利是圖。垃圾短信脫胎于短信廣告，而短信廣告本是通信市場一種常規的商業模式，國外亦有之。通過短信廣告，獲得商家服務信息、產品折扣代碼，甚至通過成為廣告接收人換取話費折扣，很多手機用戶對這些增值服務并不排斥。只是目前，我國通信服務市場法律不健全、監管不到位，導致消費者知情權被抹殺，信息安全無保障，而短信廣告良莠不分、陷阱重重，才造成了“劣幣驅逐良幣”。

　　從這個角度看，根治垃圾短信，不僅僅需要一次次行動，更需要筑起法律的藩籬，理清市場的秩序，疏堵結合。出臺垃圾短信治理的具體執法依據，提高涉及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法規的可操作性與威懾力已刻不容緩。使執法部門在市場監管中“到位”，使電信運營商、服務提供商、廣告主“歸位”、不“錯位”，更使那些覬覦違法利益者不敢“越位”。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在強力推行垃圾短信治理與完善相關法律制度的同時，有關部門的眼光不妨再放長遠些。如今微信等移動互聯網產品正蓬勃發展，如何在市場急速成長時，疏堵結合，規范市場秩序，阻截垃圾信息之禍，也是擺在我們眼前的一道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