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立中常委的話得到與會人員的普遍認同。大家一致表示，簡政放權在繼續加大力度的同時，要更加注重實效，防止為放而放、為減而減，否則，片面追求放權就會越放越亂，違背改革的初衷。

　　“放權的對象是下級政府、市場、社會，要充分考慮各級、各地政府的承接能力、監管能力以及市場和社會自行調節、自律管理的能力，確保下放事項‘接得住、管得好’。”彭小楓常委說。

　　王全書委員進一步認為，放權不是放任、放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對政府提出更高要求，要加大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研判，加強宏觀調控，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等。他建議，將經濟社會活動納入法治化軌道，推動政府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依法治理。

　　培育社會組織，讓政府“包攬”變社會共治

　　“簡政放權過程中，政府應該發揮什么作用？”胡國珍常委的提問，讓與會人員陷入深深的思考。“簡政放權不是上級政府下放給下級政府，而是把權力還給各行業商會和中介組織。”胡國珍認為，放權脫鉤過程中，政府要從管理向服務轉變，促使商會和中介組織做到依法、誠信經營，避免壟斷，防止出現“二政府”現象，形成良性競爭，提高行業自律水平和凝聚力。

　　“在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中，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談到行業協會，陳章良常委立即打開話匣子。通過多次調研，陳章良發現，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社會組織承擔部分社會管理職能是一個通例，我國香港同樣如此，比如香港的工程師協會就承擔了職業資格認定、技術標準制定等方面的職能。陳章良建議，加快制定社會組織法，合理借鑒發達國家發展社會組織的先例和經驗，進一步加強社會組織的能力和制度建設。

　　“作為引導市場資源配置的重要力量，專業服務業在完善國家制度建設、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促進市場資源和各個市場主體協調健康運行等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在胡四一常委看來，作為政府購買服務的重要領域，專業服務業目前總體發展水平還很滯后，與我國不斷提升的綜合國力相比不相稱。“政府采購有待規范，部分政府部門在購買專業服務的招標中，普遍以低價優先，而非以質量優先，嚴重影響專業服務業高質量健康發展。”

　　胡四一建議，進一步厘清行業協會與相關政府部門的監管職責，推進政府購買服務市場體系建設，完善內部治理，增強專業服務業組織承接政府轉移職能、提供社會服務等方面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