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周本順之子的“二代”商業帝國，還是瑞海公司，都存在“股權代持”潛規則，這也侵蝕了市場公平。因此，必須加強對官員或其親屬通過“股權代持”獲利的管束。

　　昨日新京報起底周本順之子“‘二代’商業帝國興衰記”，受到廣泛關注。文中講到周靖與原湖南某省委領導之子胡雄杰、原江蘇省委常委趙少麟之子趙晉交好，三人“創富”手法也如出一轍——借助父輩的權力資源拓展商業版圖，為規避干部“配偶子女不得違規經商”的規定，幾大“衙內”均玩起“股權代持”手段，讓傀儡股東前面站臺、自己隱身幕后指揮。

　　實際上，在相當部分權力資源占主導地位的行業，大股東為隱藏真實身份，公司注冊采用“股權代持”形式已經屢見不鮮，天津港大爆炸的涉事企業瑞海國際亦是如此，因實際股權持有人董社軒、于學偉均有公家背景，故在公司的注冊登記上，找來兩名臺前“代人持股”的傀儡股東。

　　對官員抑或官員近親屬而言，采用“股權代持”頗顯高明，如此既可以享受權力尋租的實際收益，又可在明面上與官場權力進行切割，可謂是“既賺了錢，又立了牌坊”。盡管周靖的商業帝國和瑞海國際的真實股東，因涉及大案要案，其真實的股權結構最終浮出水面，但假設周本順不落馬被查、瑞海國際不牽涉爆炸事故，也許其真實股東背景會長期成謎，難為外人知曉。

　　官員或其親屬搞“股權代持”式創富，與缺乏權力資源的純草根民企相比，具備諸般優勢，項目審批流程可以大幅簡化，項目經營可給予傾斜式政策支持，甚至違規經營的審查也可以走過場。就此看，針對“股權代持”潛規則的盛行，必須建立起常態化的監管體系，尤其是要防止官員或其近親屬涉足其中，影響市場競爭格局，也推高社會經濟的整體運行成本。

　　在這方面，不乏可資借鑒的經驗。比如可參考G8和世行針對涉足腐敗的“股權代持”的處置經驗，在技術監管環節，公安經偵部門可聯合銀行等金融機構，對部分有嫌疑的公司的現金流水賬進行搜集分析，如果絕大部分經營利潤曲折流向關聯公司或關聯人，那它極可能是涉嫌尋租。美國還制定了專門行動計劃，要求公司成立時就須向相關機構披露實益擁有人有關情況。

　　針對國內有的官員或其親屬搞“股權代持”的情況，也要在工商登記時要求披露實際股東，并以案說法對代持人告知法律風險。舍此之外，對官員涉嫌通過“股權代持”獲利的相關舉報，無論是巡視組還是紀委監察部門，都要重視，發現蛛絲馬跡就該盡早介入調查。

　　而從立法層面看，不止我國《公司法》應更加明確“股權代持”合法和非法的界定標準，針對官員或其親屬可能涉入的“股權代持”，還應將其升格到《反腐敗法》和《國家安全法》的高度，納入反腐的法治框架下治理。

　　權力觸角跟涉腐暗角的每個交集，都應該被警惕，涉嫌腐敗的“股權代持”亂象亦該在嚴治之列。而除了上述路徑，從更為全局的視野看，要打擊官員或其利益觸角向“股權代持”領域延伸，還須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杜絕公權力對市場經濟的過度干涉，只要權力尋租的空間得到制度性抑制，那可能涉嫌腐敗的“股權代持”亂象自會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