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裸逃”漏洞大應納入監管

　　2013年，當了30多年廣州天河區冼村黨支部書記的盧穗耕被免職后，立即帶著家人“潛逃”出國。此前，他和妻子均獲得澳大利亞國籍，在那里購置大量物業，且將財產轉移過去。

　　深圳市龍崗區南聯社區“村官”周偉思被網曝坐擁20億元身家，后被查實涉嫌受賄罪，其在舊城改造項目中曾收受一房地產公司逾千萬元“好處費”。

　　“隨著國家反腐向縱深推進，村官貪腐外逃現象值得引起重視。”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彭澎說，在城鎮化進程加快的大背景下，廣州、深圳等大都市的村改為社區，但這些“城中村”仍具有村集體所有土地開發的紅利，成了“村官”們貪腐和斂財的熱土，手握土地審批權力的“村官”也應逐漸納入“裸官”監管。

　　對此，一些地方已經在先行探索。廣州要求2014名“村官”將護照統一上繳，并實施出國審批管理，填補了國家在管理“村官”出國方面的空白。

　　彭澎提出，村官納入“裸官”監管還要有財物公開等配套機制，如對村官引入財產申報和任前財產公示制度，強化任期審計工作，通過公共資源交易平臺等加強村務公開，公開內容涵蓋農村集體資產和資源處置、征地拆遷補償款等情況，多管齊下補齊村官貪腐預防機制的“短板”。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執行董事劉開明則認為，制衡村官權力的方向在于將“權”與“利”分開，探索“政經分離”，如強化村民股東大會的監督權力，強化村官的“職業經理人”性質等，避免部分村官大權獨攬，讓“村官”回歸基層自治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