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辦、國辦印發《關于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實施方案》（下稱《方案》），將84項四中全會改革舉措逐項具體化，看來司法體制改革真正迎來了“啃硬骨頭”的攻堅期。與此同時，有關法官檢察官“辭職潮”的討論成為輿論熱點，從廣州一位明星檢察官的辭職，到北京西城區法院出臺《關于辭去公職的有關要求》，再到微信朋友圈里某律所高薪聘請辭職法官，各種消息不脛而走，營造出人心騷動的態勢。

　　雖然《方案》明確將建立法官檢察官專業職務序列和工資制度，但與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錯案倒查問責制等改革措施相比，過于原則性的法官檢察官“薪酬單列”，并沒有給當下的司法人員吃下“定心丸”。

　　改革當前，究竟該如何堅定優秀司法官的職業信心，謹防“改革未成人先走”，可謂茲事體大。

　　尚無證據表明“離職潮”已到來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以來，有關法官檢察官辭職潮的討論就沒有停止。輿論所集中關注的辭職現象，一方面回應了體制內人士對改革關乎切身利益的關注，另一方面也是向改革決策者傳遞現實訴求。其實認真省思輿論所標識的“辭職潮”，很多都是借由身邊的個案而衍發出的感嘆與訴求。筆者的一位博士同學，2013年從北京一基層法院辭職考博，就被某刊物作為典型進行了報道。

　　也有一些數據，似乎能從側面印證“辭職潮”。最典型的是去年“兩會”期間，北京市高院院長慕平介紹，5年北京法院系統500多人辭職，且有增加趨勢。另據有的代表提供的數據，上海5年流失法官300多人，江蘇甚至有上千人。深圳市中院的數據也顯示，5年深圳法院系統辭職、調走的人數相當于兩級法院政法編制人員的15.5%。但是這些都是2009年至2013年個別地方的數據，能否從中歸結出一個全國性的普遍現象，在邏輯上仍值得商榷。其實從更廣的背景看，所謂“辭職潮”只是司法人才流失、斷層現象的延續。究竟能否將其歸結為是司法改革帶來的“人心惶惶”，目前并沒有科學的判斷根據。

　　一些正常的人才流動，一旦放在司法體制改革的背景下，也容易被過度解讀。這種解讀又容易造成一種輿論緊張氛圍，對既有的司法人員隊伍的穩定帶來心理波動，進而可能影響改革的順利推進。所以我們需要高度關注，通過實證研究和比較研究，在數據的分析基礎上客觀準確評估目前的法官、檢察官流失狀況，并分析其前因后果。筆者建議司法當局及時進行全面摸底，區分正常人才流動與不正常的優秀人才流失，以準確的數據對當前司法人員的主流心態進行客觀評估。

　　“辭職潮”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有待考證，但改革當前，法官檢察官隊伍的普遍心態值得高度重視。任何改革，即便是有益于最多的人，也難免會在最后的效果顯現之前，引起人們的普遍不安和觀望。在今年的廣東省高院工作報告會上，廣東省高院院長鄭鄂提到目前法院工作中存在的困難，其中一條就是“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已經開展，但一些配套方案、規定辦法還需要制定并落實，審判輔助人員缺乏、人案比例不均衡、人員流失等問題突出”。我們必須高度關注法官檢察官隊伍的主流態度，并從制度預期上努力作出回應。

　　比工資更重要的，是職業發展空間

　　要讓改革獲得認同和信賴，就必須在社會上普遍確立“良幣驅逐劣幣”的制度預期。

　　長期以來，中國司法系統都面臨著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矛盾。實行統一司法考試制度改革初期，在中西部地區一度出現了人才流動的“逆效應”。門檻雖然提高了，但因為各項配套的保障制度沒有健全，使得好不容易進了門檻的人，卻在利益引導下選擇離職；而那些有一定“地方性知識”的調解矛盾的行家里手，也因為進不了門檻而被迫離職。本輪司法體制改革，乃是歷史上最佳的機遇，在體制革新的同時一樣要塑造出優良的留人環境，并能持續性地從其他職業中吸收優秀人才。

　　那么，如何才能留住人才？如何才能避免“劣幣驅逐良幣”？從長遠看，《方案》中提到的從管理制度、保障體系等方面入手，通過專業職務序列和工資制度的革新來留住人才。人們更關注的似乎是工資，讓法官檢察官拿一份體面的工資福利，這是確立司法職業尊嚴的基礎。但必須看到，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最優秀的法官與最優秀的律師，在收入上總是相差甚遠，我們不可能開出一個比律師職業收入還要高的待遇去扭轉法律人才逆向流動。法官檢察官工資標準的確定，不是與律師行業進行簡單對比，而是要與法官檢察官所從事的工作性質、工作量、責任大小相稱，能夠保障法官不至于“為五斗米折腰”。

　　更重要的不是工資，而是法官檢察官的職業發展空間。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職業“天花板”，能夠為有良知、有正義感、有法律專業水準的法官檢察官提供廣闊的職業舞臺，讓他們不再像一名辦事員那樣唯唯諾諾聽從來自四面八方的指示，職業的尊榮就可能高于物質上的工資收益。想想美國，法官的年薪遠不如律師，但做法官依然是律師心中的“夢”。

　　在改革承上啟下的關鍵時刻，最終的改革效果需要一定的時期才能顯現，這對很多司法人員來說是一個心理上的“猶豫期”。抽象的改革方案似乎與個人的切身利益還相距甚遠，具體到不同地區、不同城市、不同單位，個人究竟能從改革中獲得多大的職業前景和發展空間，似乎并不明朗。所以就眼前而言，司法機關落實中央司法改革措施的第一步，乃是針對本單位人員實際，給出明確的制度預期。不是通過強制性的限制避免辭職，而是出臺一定的激勵制度，在落實改革上打消人們對“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顧慮和猜忌，謹防好的改革措施在“最后一公里”變形，從而讓優秀的法官檢察官真正能夠安心留下來，讓那些感到不適應新常態的人選擇離開，真正在改革過程中確立“良幣驅逐劣幣”的制度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