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沒有”是中國人見面時的問候語，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人們見面時的問候“你好”不一樣，說明吃飯問題對于中國人是多么重要。這并不奇怪，作為世界人口大國的中國，吃飯問題從來就是天下之頭等大事。新中國成立之后，解決吃飯問題成為執政者的重要執政目標。改革開放之初，小平同志提出要實現小康社會目標，其目的就是讓百姓吃飽肚子。進入新世紀后，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老百姓的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吃飯問題也就顯得不那么突出了。但吃飯問題并沒有退出人們的談資話題，甚至議論更多，一年吃掉多少公款，喝掉了幾個西湖的酒。吃飯問題變成了公款吃喝問題。有人調侃:改革開放前，毛澤東同志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改革開放后溫飽問題解決了，成了革命不是請客，就是吃飯；現在中央下發文件，要求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就成了革命不準請客吃飯了。

　　“抓作風問題我們黨始終高度重視，延安時期就抓，新中國成立后多次抓，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抓。”為了制止公款吃喝，中央先后不知下發了多少文件，有的甚至規定了四菜一湯的接待餐，但并沒有遏制公款吃喝的問題。這次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強力反對“四風”，中央出臺了八項規定，下發了《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和《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等文件，取得了空前的效果，公款吃喝的問題得到了有效遏制，受到了人民群眾的好評。細細想來，為什么多年下發那么多文件就是管不住吃喝的問題呢？除了這次教育實踐活動的大環境外，重要的有三條：一是規定細。諸如憑公函接待、接待標準、陪同陪餐人數等細節問題，都有明確具體規定。二是監督實。不僅明確了監督檢查的主體、職責、內容、方法、程序等，還針對突出問題采取重點檢查、暗訪等專項檢查方式；不僅有領導班子內部監督，行政監督、審計監督、巡視監督，還有人大、政協、媒體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三是責任嚴。對違反條例“應當依紀依法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更有“對負有領導責任的主要負責人或者有關領導干部實行問責”。

　　就消費經濟學角度，我們一方面要反對公款吃喝，另一方面還要大力鼓勵居民消費。逐步提高消費是世界經濟發展的總趨勢，擴大消費也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終動力。而消費總是與收入緊密聯系的。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據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發布的《2011中國薪酬報告》顯示，2011年，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遠遠低于財政收入和企業收入增長，使得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相對比重不升反降。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義增長14.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4%，低于GDP增長率0.8個百分點。同期我國公共財政收入10.37萬億元，增長24.8%，增幅分別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幅的1.76倍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名義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業收入增長幅度為20%左右，也遠高于居民收入。此外，壟斷行業收入畸高，而這些過高收入與員工勞動貢獻和企業的真實業績并不相等。一些不合理收入沒有得到有效規范，違反分配政策的現象大量存在。一些地方最低工資標準調整不及時，與經濟發展與物價水平不協調，一些企業不執行國家最低工資標準，不按規定給工人交納各種社會保險，隨意壓低、克扣工人工資，特別是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久治不絕。同時我國又是一個高儲蓄率國家，人們儲蓄主要用于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預防性支出，由于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人民的消費意愿。

　　因此，要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我們不僅要規范公款消費，還要在規范收入分配制度上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為提高大眾消費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同時，政府加大社會公共支出，完善社會保障，提高群眾的即期消費能力。

　　（作者楊維剛系全國政協常委，湖南省政協副主席，民盟湖南省委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