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王向財講述自己的近況，他曾參加過艾滋拆遷隊。

　　“熟人介紹熟人”

　　王向財是駐馬店汝南縣一位艾滋病患者。

　　昨晚，王向財告訴新京報記者，因為地理位置接近，他和多名艾滋病患者此前在政府為艾滋患者舉辦的醫療培訓中互相結識。

　　王向財稱，他通過此渠道認識的“病人”不下300人。

　　所謂“互助”，就是艾滋患者熟人間相互介紹一些如收賬、站隊助陣的“生意”。

　　王向財說，患者之間并沒有誰專門出來牽頭組織這些生意，都是有需要幫忙時就臨時打電話找人。一般是“熟人介紹熟人”。

　　去年6月，平輿縣的尹小楓（化名）因無法忍受病痛喝農藥自殺。

　　尹小楓家徒四壁，6只兔子是他的“朋友”。他舍不得吃，也沒人愿意從他手里買走，就一直養著。

　　村里“兄弟”們也知道尹家的狀況，在有“生意”、缺“人手”時喜歡叫上他。尹小楓每次去賴賬者家里后，就只是默默坐著，也不動手，因為他根本沒有力氣。

　　王向財說，艾滋病患者是見不到這些生意背后的“大金主”的。“金主”不直接出面，由“嘍啰”找人，酬金也通過“嘍啰”支付。

　　肖三（化名）是駐馬店平輿縣的一位艾滋病患者，已于2011年因車禍過世。

　　肖三2010年接受采訪時說，他主要的生意就是收賬，只參加過一次拆遷。

　　王向財除了2009年那次艾滋拆遷，去年年中，還參加過在正陽縣的一次拆遷。他介紹，當時一天酬金400元，包吃。請了大約五六十個艾滋病患者，汝南的、駐馬店的、平輿的、上蔡的各個縣的都有；其中汝南縣的有20多個人，坐了4輛面包車趕過去。

　　那次拆遷也是因為開發商和老百姓在拆遷補償上沒有達成一致，開發商想強行施工。

　　肖三一年會碰到三四次收賬的生意，他就電話叫幾個病友走一趟，他們不需要動手，到場就行。一般小賬去五六個“病人”，大一點的十來個。本地不夠的話，外縣的“病人”多，“你要多少，就能拉來多少。”

　　肖三說：“法院解決不了的話，討債公司就讓我們去。對方報案的多呢，說我們欺負他們。”

　　王向財表示，不僅本地，北京、上海、廣州，他們也去。

　　一次特殊的拆遷

　　肖三、王向財等人向新京報記者詳細介紹了他們在2009年參與的一次拆遷事件。

　　2009年11月18日早6點，老幺來電說，“生意”來了，某縣有老百姓不讓施工，施工方打算用十萬搞定這事，讓肖三多找點“帶病的”去幫忙。老幺保證“只是去幫人‘協調’，不打架、不傷人，也不算犯法”。老幺也是金主的“嘍啰”之一。

　　雙方談好了價格，找一個“病人”一天100元、一包煙，管吃。

　　肖三打電話通知了附近兩個村的18名艾滋病人，他們分乘兩輛面包車趕往鄰縣縣城，其中有尹小楓。

　　當天上午9點，艾滋病人們抵達工地南邊的拆遷現場。下車后，肖三給同伴們作了動員：“人家找我們的，必須出點力”。

　　一些“病人”喊著“我是帶病的啊”，并舉著雙手，向阻路村民們出示艾滋病治療卡。

　　這種治療卡，用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取藥、治療，并在需要救助時表明身份。

　　村民們后來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們聽說艾滋病，“當時就懵了”，不敢再反抗。

　　現場本來有村民們組成的人墻，數名“病人”向人墻作勢走去，人墻立刻散了。“他們一來拉我，我就害怕，趕緊跑。”一位堵路村民回憶。

　　專家介紹，艾滋病病毒的傳播途徑只有三種：母嬰傳播、血液傳播和性行為傳播。人們日常的活動則不會進行傳播，比如淺吻、握手、擁抱、共餐、共用辦公用品、打噴嚏、蚊蟲的叮咬等。

　　拆遷現場不止一批艾滋病患者。工地北邊，有來自汝南縣東皇廟鄉的十二三個“病人”和七里店鄉的五六個“病人”。他們也是被人用100元/天的價格雇來助陣的。

　　王向財和其中的幾個人認識，于是加入其中湊個份子錢。

　　事后，老幺告訴肖三說，還有艾滋病人想來，但晚了沒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