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謀權官求利，官商結盟掘“黑金”

　　在呂梁，因煤價暴漲而失衡的不止經濟，官員和商人的心理都出現扭曲。圍繞黑金結成了一個“商人謀權，官員求利”的官商怪圈。

　　幾十年來，煤炭產業從資源的配置、劃撥，到小煤礦的幾輪關停，再到大規模煤炭資源整合和兼并重組，基本由政府推動，煤礦證照辦理、安全設施驗收等全由政府主導，加上市場公開、公平機制不健全，為官員權力尋租、官煤勾結和利益輸送埋下伏筆。

　　民營企業要發展常常面臨審批難、貸款難等問題。當地一名開過煤礦的人告訴記者，官員的一句話就能決定一個煤礦的“生死”。為了打通各個環節，老板們往往“見一個廟就得燒一次香”。為了尋求長期、穩妥的靠山，他們更需要拜一個“大菩薩”，目標往往鎖定當地主要領導。在官員與老板結成的利益共同體中，企業可通過官員權力在資源審批、資源整合、土地征占以及社會關系疏通等方面獲取利益，甚至為其親朋好友謀取一官半職。同時，官員在升遷過程中需要花錢“公關”時，民營企業就成為“提款機”。雙方共同合作，以謀取更大利益。呂梁不少干部群眾反映，當地一名老板多次為時任呂梁市委書記聶春玉提拔“運作和活動”。

　　在呂梁，干部群眾對聶春玉、張中生等人與部分民營企業老板“非同一般的關系”如數家珍－－聶春玉、杜善學與聯盛集團董事局主席刑利斌、大土河集團董事長賈廷亮，張中生與刑利斌、中陽鋼廠董事長袁玉珠關系密切。中陽縣一些干部群眾說，在中陽縣擔任過主要領導的張中生是中陽鋼廠的實際控制人。

　　記者了解到，２０１２年３月，邢利斌在海南為其女兒舉辦結婚典禮時，呂梁當地十幾名廳、處級干部包機前去參加婚禮。一些干部認為，老板與各類官員之間，官員與官員之間形成各種“朋友圈”，如果你進不了這個“圈子”，就不會被接受，會被“邊緣化”，提拔無望。

　　“暴漲的財富，敗壞了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當地一些基層干部說，一些煤老板過年過節給官員送禮，送幾萬元就像“遞一根煙一樣”。一些干部長年抽的是四五十元一盒的“中華”牌煙或上百元的“呼倫貝爾”牌煙，僅靠公務員的工資是肯定負擔不起的。

　　“兩能干部”吃得開，反腐需標本兼治

　　在被金錢扭曲的政治生態下，一些“能干又能貪”的“兩能干部”成為吃得開的人。

　　在記者接觸到的呂梁部分干部群眾眼中，被調查的呂梁市副市長張中生就是典型的“兩能干部”。

　　張中生最初是呂梁市中陽縣糧食系統普通職工，后升任中陽縣縣長、縣委書記和呂梁市副市長。呂梁的干部群眾認為，張中生在擔任呂梁市副市長期間分管工業、煤炭等領域，其人性格、作風強硬，在培育民營經濟，抓煤炭資源整合和煤礦安全生產以及引導民營企業轉型發展等方面，工作業績較為突出。

　　與工作業績同樣突出的，是張中生的“撈錢”能力。接受記者采訪的呂梁干部群眾都認為，中陽鋼廠是張中生的財源，張中生是中陽鋼廠的實際控制人。始建于上世紀８０年代的中陽鋼廠，在２０多年間從一個小鋼鐵廠發展成“十里鋼城”，資產達２００多億元。此外，群眾反映，張中生斂財的另一個渠道是煤炭行業權力尋租。在其擔任中陽縣委書記、縣長期間，他曾通過親戚開煤礦掙錢，在關停小煤礦、煤炭資源整合的機會中，利用審批、關停權力收受錢財。

　　呂梁市直機關一名處級干部認為，這些領導干部敢于觸碰廉政“高壓線”，與他們自身價值觀扭曲、放松自我紀律約束、丟棄黨性原則有直接原因。同時，他認為，“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階段，物質、經濟高度發達，要讓每個黨員干部頂住物質金錢的誘惑，僅靠自我道德要求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從法律、制度方面的監督來規范干部行為。”

　　呂梁的干部質疑，像聶春玉、杜善學、白云這些原市級領導涉嫌嚴重違紀違法，不是短期內發生的事，但他們卻能從廳級干部順利提拔到副省級領導崗位，這說明我們的干部任用機制出現了問題。“對一個干部的衡量標準，不能僅僅看他是否辦事，能否提高ＧＤＰ，更要考量其是否能做人，能否愿意為人民服務。要將品德放在領導干部考察的首位。”一位當地干部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