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樓下一間不足20平方米的小室，擱下一張雙人床，靠墻三面再塞上衣柜、雜物柜、電腦桌和做飯的一應家什，只剩下一條窄窄的“幾”字形通道……這是退休外交官朱敏才和老伴孫麗娜的居室。這不是他們在北京二環以里的住所，而是在貴州山區遵義縣龍坪鎮中心小學的“家”。

　　“出門沒有北海公園和王府井，但有青山綠水和新鮮的空氣。”孫麗娜開玩笑說，“有人問我們，是不是因為霧霾躲到貴州去了？”但這一“躲”，就是9年。

　　夫唱婦隨，在偏遠山村已堅持支教9年

　　時間回溯到2005年初春的北京，一對退休老人家中，電視正播到貴州一個年輕女教師背著孩子給學生上課。年過半百的孫麗娜坐不住了，試探著跟老伴朱敏才商量：“我還沒教夠書，咱們去貴州支教吧？”孫麗娜是北京市最早一批通過自學考試取得小學英語教師資格的老師之一，執教近40年。

　　“好！貴州是我的家鄉，你上哪我就跟你去哪！”沒想到朱敏才答應得爽快。

　　當時，孫麗娜對距離北京數千里的貴州一無所知，即使是身為貴州人的朱敏才，對貴州也是既熟悉又陌生。朱敏才1965年畢業于貴州大學英語系后，被分配到外經貿部工作，在坦桑尼亞、尼泊爾、加拿大等國家工作了17年。朱敏才也沒想到，離開家鄉40多年后，他會重新踏上貴州的土地。

　　支教擇校，老兩口要求極為簡單：有電、有水、能住。到達貴陽后，修文縣的一所學校發來邀請：歡迎來義務教書，學校正在搞競聘上崗，他們來正好頂掉兩個老師的崗位。

　　兩個老人一聽，“頂掉人家兩個老師的飯碗，這哪行！”考量之下，老兩口最終選擇了望謨縣復興鎮第二小學，開始了他們清苦的支教生活。

　　9年時間，兩位老人輾轉望謨、貴陽、興義、遵義等地，“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朱敏才說。

　　孩子們能主動用英語打招呼了

　　“鐺鐺、鐺鐺……”隨著清脆的鐘聲敲響，遵義縣龍坪鎮中心小學六年級上課了。朱敏才在黑板上剛剛寫下幾個字，一個女孩子氣喘吁吁地沖到門口，急停立正站好，喊道：“May I come in？”（“我可以進來嗎？”）朱敏才優雅地做了個手勢：“Come in，please！”（“請進！”）很難想象這是發生在山區小學的一幕。

　　“這些孩子很聰明，就是性格比較害羞，讓他們開口比考試更重要。”朱敏才說，一開始學生們大多只會講少數民族語言或方言，經過努力，慢慢從不會說普通話到聽說讀寫樣樣熟練。有個學生在作文里寫道，“我將來長大了，不但要上大學，還要當班長”。

　　現在，孩子們見了兩位老師都會主動用英語打招呼，小小一個“hello”，背后卻是兩位老師的付出和心血。“孩子的進步是我們最大的感動。”孫麗娜說。

　　2008年到尖山苗寨的時候，學校當時4個班只有一個老師，只開設了語文、數學兩門課程。朱敏才夫婦到了這里之后，為孩子們開設了音樂課、體育課、英語課，每天早上7點左右，學校便傳出瑯瑯的讀書聲。

　　如今，苗寨的學生們除了會說普通話，還學會講簡單的英語，唱歌跳舞。每天，山路上常常會聽到孩子們歡快地唱著《我們的祖國是花園》《讓我們蕩起雙槳》……

　　只要還能爬起來，就在這里待下去

　　貴州山區小學的條件自然無法跟北京相提并論。“這里算不上苦，在尖山的時候，學校是每家背7000斤石頭壘起來的，連窗框都沒有。”朱敏才笑笑說，“辦公室一隔兩半，外面辦公，里面是臥室，跟男廁所共用一面墻，夏天臭氣熏天，有時戴著口罩才能睡覺。”

　　由于當地的艱苦條件，加上年事漸高，孫麗娜已經患上了不少病，現在她每年要回北京幾次，每次回來都是看病、買藥，再帶著為自己和丈夫準備的這些藥踏上回貴州的火車。

　　2014年，孫麗娜罕有地在北京過了春節，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治病。現在老人的右眼幾乎完全失明，左眼僅剩0.03的視力，醫生已經不再建議她繼續治療了。

　　現在朱敏才夫婦支教的學校是遵義縣龍坪鎮中心村小學。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為這個學校蓋一間食堂和一間電腦房，讓孩子們能吃上熱飯，能讓他們募捐到的20臺電腦有用武之地。

　　“當一個人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孫麗娜說從他們那個年代走出來的人都會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中的這句話記憶深刻，“發揮了余熱，是我們最大的滿足，只要還能爬起來，就會在這待下去。”

　　原標題：“發揮了余熱，我們最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