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與創新：尊重實踐

　　學術周刊：您剛才說，近些年史學研究發展很快，新的成果不斷出現，您如何看學術創新？

　　金沖及：學術研究當然要創新，不創新就沒有發展，其必要性不需多做解釋，但是現在很多人一說到創新的時候，對前人的成果常持有很不尊重的態度，認為那是舊的東西。有一個笑話是這樣說的，一個人吃餅，吃第一個不飽，吃第二個也不飽，一直吃到第六個才飽了，于是說早知道我就吃這一個就好了，前面五個吃了都沒有用。在當下的語境中，“舊”似乎成了一個貶義詞，其實，衡量一個事物的標準是是非，而不是新舊，有時候新的可能還不如舊的。學術創新正是在尊重并繼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實現的。對已有的研究成果要了解，不做重復工作，老老實實地繼承已有的成果。剛才我們說到保路運動史的相關著作，我一點也沒有輕視的意思，而是認真地學習，然后尋找還沒有解答的問題。

　　理論創新是極重要的，但真正的理論創新應該是在實踐中經過檢驗，總結出的規律性的東西。比如說毛澤東同志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他詳細寫到幾次反圍剿，但他并沒有停留于此，而是進一步歸納出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這是理論創新。有些創新離開了實踐以及對實踐的反復考察和思考，只是憑空苦思冥想，想當然地創造新花樣，那樣創新便失去其本意。

　　學術周刊：這種真正的理論創新需要平和的心態以及扎實的研究，不能浮躁，您對史學工作者有什么話要說嗎？

　　金沖及：我曾經對青年史學工作者說過，我們這一代人是過渡時期的。陳子昂說“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我們則是“前不如古人，后不如來者”。從前看，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對新史學有開辟之功，我們做不到了；往后看，未來太平盛世的皇皇巨著也只能寄希望于后來學者。我的求學和研究生涯處在動蕩之中，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年代，有很大的難處?，F在的學者環境很好，但面臨的誘惑太多，有很多事分散精力，甚至造成急于求成的心態和浮躁的學術風氣，需要努力克服。

　　我在75歲生日后開始寫《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不會用電腦寫，用的是“笨辦法”，120萬字一個字一個字手寫而成。寫好初稿后又翻來覆去修改補充，改的幅度相當大，有最新出版的資料需要補充，有開始沒悟到、后來有了新的看法也需要補充，花費了很多精力。一般說來，一段時間總要有一段重點。確定了目標，就一定要下狠心努力做到它。因為年齡關系，現在逐漸放低了標準，80歲過后，我寫了一本《決戰：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應對三大戰役的》，20萬字。三大戰役史已寫得很多，我選擇的角度是寫兩個統帥部怎么應對?，F在我已經84歲，標準又降低了一些，這不是偷懶，而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研究小一些的課題，希望能在史學領域繼續做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