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工作讓我明白了腳踏實地的重要，而政協委員的經歷，讓我領略到仰望星空的精彩。”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劉慶柱曾因提出“火燒阿房宮屬于子虛烏有”的觀點和在安陽曹操墓發掘過程中持“挺曹”態度，而被輿論廣泛關注，并因此從書齋走進公眾視野。日前，記者就“如何當好政協委員”對他進行了專訪，他結合自己的參政議政經歷，通過幾個印象深刻的提案，談了自己對“政協委員”這一身份的理解。

　　劉慶柱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任上成為第十一屆政協委員的，對于一輩子從事考古學研究的人來說，他最關心的是與考古學有關的提案。

　　第一個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提案是1985年的一件提案:當時，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生態學家陽含熙先生、城市規劃專家鄭孝燮先生、文物專家羅哲文先生提出了名為《我國應盡早參加“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并準備爭取參加“世界遺產委員會”以利于我國重大文化和自然的遺產保存和保護，加強我國在國際文化合作事業中的地位案》。正是這件提案，拉開了中國世界遺產保護事業的帷幕。

　　但在當年，“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的概念對于我們還很陌生，這件提案將一種全新的觀念和意識帶給了學術界，但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離他們還很遙遠。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06年全國兩會期間，當時的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劉楓作為第一提案人，提出京杭大運河保護和申報世界遺產的提案，得到了全國政協各專委會有關專家的積極響應，58位委員聯名簽署。劉慶柱作為58位委員之一，走進了公眾的視野。

　　除了學術背景的介紹，他還向媒體提供了一個社會學判斷:這一提案是中國世界遺產工作的一個拐點。此前人們一直認為申遺與經濟發展是矛盾的，從那時開始，申遺成為發展地方經濟的一個增長極而被地方政府充分重視。

　　這個拐點的出現來之不易，凝聚了兩代政協委員的共同努力。

　　當年全國政協委員的提案將“世界文化遺產”這個概念引進到國內的時候，也沒人覺得“世界文化遺產”這個概念會有什么文化價值。更沒人覺得“世界文化遺產”這個概念會有什么經濟價值，都怕戴上這頂帽子影響自己管轄地區的經濟發展。劉慶柱委員回憶說，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們已經把國內三個文化遺產項目的資料送交世界遺產組織，并把國外的專家請到國內與三個文化遺產項目的市長見面。可市長都“婉言謝絕”了我們的好意。這種現象在今天簡直是難以想象的。

　　劉慶柱委員表示，政協委員這一身份比較超脫，適合做一些“形而上”的思考，這些思考的價值不在于現在有沒有條件實行，而在于未來中國需要不需要。即使現在不具備實行的條件，不能否定這種思考的價值。正是兩代政協委員的韌勁兒，“申遺”才被大眾所接受。如果看到當初的情況，覺得“形而上”的概念沒有現實實用性，因而缺少一種執著的韌勁兒，今天就不會有“申遺熱”這種局面了。

　　2011年兩會期間，劉慶柱委員領銜起草了《關于恢復盜墓死刑罪名的提案》，這一提案得到20多位全國政協委員聯署支持。

　　此前不到一個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已經將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的最高刑期由死刑改為無期徒刑。

　　劉慶柱說，盜掘墓葬被歷代社會公認為十惡不赦的彌天大罪，“這樣一種傳統文化理念，是基于對歷史的敬畏、對祖先的敬畏、對民族的敬畏，這種敬畏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不是歷史的糟粕。我們理所當然應該繼承這一文化傳統，法律不應該背道而馳。”

　　劉慶柱委員也表示，自己并不是反對廢除死刑，“如果68個死刑罪名都廢除，盜掘古墓葬罪自然不能例外，但應該是最后一個。”“可以說現在盜掘古代墓葬犯罪活動愈演愈烈，盜掘古代墓葬的級別越來越高，最近剛剛發生的秦始皇爺爺的墓葬被盜掘就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劉慶柱委員表示，面對已經成為“定局”的問題，在決策層面可能已經沒有討論的空間了，但是，在“學理”層面，任何一個決策都有討論和反思的必要，即使是錯誤的觀點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劉慶柱委員說，政協委員這個身份讓自己在思考問題時可以不需要學者那樣的“純學術”，也可以“脫離現實”地不考慮執行的問題。“學術研究工作讓我明白了腳踏實地的重要，而政協委員的經歷，讓我領略到仰望星空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