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觀察

今年，一批重大題材影視精品形成了廣泛話題。與以往不同的是，重大題材作品已經從“命題作文”躍升為市場主流，它們共同形成了影視領域的主旋律春天。

■從商業化回歸藝術本質

主旋律影視作品如何拓展市場空間，始終是此類題材需要思考的議題。從2009年的《建國大業》開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開始走出固有模式，展開了商業化探索，“主旋律也可以很好看”成為上一個十年大眾形成的階段性認識。

而在今年，隨著電視劇《覺醒年代》《大決戰》、電影《革命者》《1921》的播出和上映，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創作和大眾的市場口味都出現了明顯的變化。比如，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中的群星戰術，曾有效吸引大眾市場尤其是年輕人的關注，不斷創下票房奇跡，一度被視為主旋律作品成功破圈的重要手段。而如今，這種市場化手段越來越難以激起水花，在今年的影視作品中，個別走群星路線的作品甚至因為演員與角色貼合度不高，讓觀眾感到出戲，拉低了作品整體評價。

對應的現象是，今年受到市場熱捧的黨史題材佳作，既跳出了過去重大題材創作中重還原輕敘事的窠臼，又摒棄了流量化的道路和商業大片模式。這些作品并沒有讓年輕觀眾在星光熠熠的電視劇里“數星星”，而是以演員貼合角色為核心，把精力花在鮮活生動的角色塑造和精彩故事情節的營造上。尤其是像《覺醒年代》《革命者》這樣人氣口碑俱佳的影視作品，將寫意與寫實相結合，形成獨特的史詩氣質，從中可以明顯感受到創作者不是在完成攝制任務，而是作為創作的契機，表現出強烈的藝術追求和開拓精神。

《覺醒年代》對歷史人物的煥新解讀，引發了一輪年輕受眾群體的認知更新，讓當代的青年認識到自己與一百年前那批“挺身而出、慷慨赴死”的青年人之間的聯系。作品的難能可貴在于，讓陳獨秀這個有功也有過的復雜歷史人物成為電視劇的雙主角之一，并且挖掘出那些淹沒在歷史洪流中、以陳延年兄弟為代表的一批革命者的故事。

隨著劇集熱播，那些在中國近代史上熠熠生輝的人物成為了真正魅力十足的大明星，煥發出直指人心的震撼力。作品在年輕觀眾中產生的強烈反響延續到了劇外，升華了電視劇本身的意義，顯示出優秀主旋律影視作品的社會價值。《覺醒年代》的網上評分人數從首輪播出收官時的2萬人，暴漲到如今的31萬人，這樣的長線效應在國產電視劇的播出中前所未有。這充分說明，如果重大革命歷史題材作品可以塑造出真正映照歷史與現實、可以與當代年輕人對話的歷史人物，就會受到年輕人的喜愛。

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伴隨著時代發展，年輕受眾的審美能力、鑒別能力、判斷能力，以及對嚴肅題材和主流價值的認同感都在發生著改變。對于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者來說，與其把心思用在作品包裝和花哨的概念上，不如回歸藝術的本質和歷史的真實，創作出具有長久藝術生命力的精品力作。在如今的時代語境下，真正好看又走心的主旋律作品一定會受到年輕人的追捧，也必然會成為市場爆款。

■人性化創作還歷史人物真實血肉

縱觀今年從小熒屏到大銀幕受到熱捧的紅色題材，都是將每個革命者放到“人”的視角去解讀，不回避曾經走過的彎路，不掩飾曾經遭遇的困難。

《覺醒年代》開篇，陳獨秀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決心為中國尋找新路，致力于思想啟蒙，并為自己立戒“二十年不談政治”，當易白沙向他哭訴“二十年不談政治行不通”，李大釗告誡他“放棄幻想，準備戰斗”時，都沒有直接說服他。真正讓陳獨秀覺醒的是五四運動，劇中通過五四運動中學生被關押時陳獨秀的痛苦，表現了他思想的裂變。看到上千學生因為抗議不平等的《凡爾賽和約》被關押，陳獨秀思想崩潰了，他追求了大半輩子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理想破滅了，他縮在北大紅樓的墻角里，思想在掙扎，直至最后迸發出一句“共和死了，我不會死”。通過五四運動一路成長起來的陳獨秀，最終樹立起馬克思主義信念，他和李大釗那個齊頭并進、步調一致的特寫鏡頭更顯得意味悠長，成為劇中對“道路”又一個經典的詩意化表達。一路追劇的觀眾看到這里也會明白，覺醒先驅們的思想轉變究竟是如何發生的，他們喚起一個古老民族的覺醒有多么不易。

在電影《革命者》中，張頌文還原了一個至情至性的李大釗，觀眾評價他演得踏實又深情。原劇本里寫：李大釗在開灤目睹礦難慘狀，發表了一段演講。但當天拍攝時，聽到現場孩子的啼哭、老太太問“大釗先生，我們該怎么辦”，所有工人都在等著李大釗演講時，張頌文突然放棄了。他說：“我講不出來。”他認為，當李大釗看到那么多礦工尸體時，以他那顆憐憫蒼生的心，不可能繼續慷慨激昂地演講。這場戲，張頌文挪到了李大釗回北大后，“等他清醒過來，他才能演講。”

在這些作品中，革命者卸掉了光環，他們是先驅，也是有著七情六欲的常人。人性化的創作理念才會讓觀眾感到歷史人物的真實和親切，這是主旋律作品能夠被年輕人廣泛接受的重要原因。

■在歷史留白處展開藝術想象

今年形成熱議的幾部重大題材影視作品，都是圍繞黨史中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展開創作，從不同切入點呈現歷史橫截面。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的一個局限在于，它有標準答案，因為真實的歷史已經在那里，在依托歷史的同時，如何賦予作品戲劇性，挑戰每一個創作者的水平。

在歷史的留白處展開合理想象，進行戲劇化處理，是重大題材創作的必修課。電視劇《大決戰》憑借出色的鏡頭語言，鮮活的人物群像，以及對眾多歷史名場面的完美還原廣受好評。劇中國共兩黨重慶談判的一幕并非扁平、空洞的還原歷史事件，而是抓住人物塑造，在歷史事實和藝術虛構之間找到了一種平衡。歡迎晚宴上的一瓶湖南辣椒，就把蔣介石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性格特點勾勒得入木三分。毛澤東和蔣介石一番暗藏機鋒的交談，便在你來我往的交鋒中立住了人物，讓歷史變得生動起來。

典型的例子還有《覺醒年代》中陳獨秀父子的情感戲，編劇龍平平通過這段完全虛構的劇情，講述了兩代革命者的性格碰撞、思想沖突。陳獨秀最初是在民族主義者的立場上尋找救國之路，陳延年則一度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堅決反對暴力革命。在長期的社會實踐探索以及對抗反動政府的過程中，父子二人從互相理解到互相啟發，最終在共產主義的革命信仰上走向統一。他們在性格上有著同樣的倔強，呈現了一種典型的中國式父子關系，整部劇中父子間的各種糾結都在為這條情感線積聚力量，直到最后爆發為父子惜別時一個催人淚下的擁抱，再配合“閃前”的平行蒙太奇營造出生死離別的效果，構成了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成為全劇最大的情感共鳴點之一。這種精巧的戲劇化處理將家國情與父子情融合在一起，大大豐富了作品的可看性，高濃度的情感敘事打通了歷史長河，觀眾可以毫無阻礙地通過情感入口穿越百年，在潤物細無聲中感受信仰的力量。 本報記者 邱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