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近日印發《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簡稱《實施綱要》），其中多處涉及社會組織、慈善、社會工作、志愿服務、企業社會責任等領域。記者就此專訪了深圳國際公益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組織促進會副會長黃浩明，對相關內容進行分析解讀。

志愿服務類社會組織在開展相關活動　資料圖

記者：《實施綱要》中提到要“加大培育社會組織力度，重點培育、優先發展諸如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具體到落實層面，您有哪些建議？

黃浩明：目前，社會組織在稅收優惠、財政支持、人才隊伍、社會保險、承接政府職能轉移等方面，還缺乏明確政策規定及相應的激勵措施。大多數社會組織較難得到資金、場地、技術、項目等方面的政策扶持。此外，社會組織工作人員缺乏職業上升空間，難以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

一定數量、規模和具備較強專業能力的社會組織，是政府購買服務的前提。加大培育社會組織力度，建議從稅收優惠、人才儲備、能力建設、購買崗位等方面給予支持，促進社會組織在國家治理中發揮作用。

同時政府也應充分保障社會組織的自主性。社會組織有權在購買服務合同規定的范圍內自主決定工作的具體開展，自主決定工作人員的聘用和評估其工作效率與效果，決定工資待遇等，包括對優秀專業人才破格評定職稱。

民政部網站發布的《2019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9年底，我國社會組織吸納社會各類人員就業1037.1萬人。從廣大人民群眾迫切需求和社會發展客觀需要出發，要大力發展有利于改善民生、提高社會公共服務水平和有助于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的社會組織，鼓勵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社會福利等公益性社團。

記者：您如何看待《實施綱要》中提出要完善扶貧、慈善、社會救助等領域和殘疾人正當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這意味著什么？

黃浩明：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已成為國家基本方略和全社會共識。扶貧、慈善、社會救助以及保護殘疾人正當權益等工作的順利穩定開展，離不開法律法規的保駕護航。

以社會救助工作為例，當前相關法律法規有些還不夠完善，導致在工作中缺少法律依據，諸如社會救助機制不健全、救助對象不夠規范等問題，需要從法律層面予以規范，對工作的具體流程、原則與實施過程進行詳細說明，進而對地方政府、相關工作人員的行為進行約束，更好地為健全社會救助體系提供法律支撐。

在開展扶貧、慈善和殘疾人保護工作的過程中，不僅要完善與之相關的法律制度，確保工作流程公正公開，還要增強法治意識，以法律手段強化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有效保障工作順利進行。

隨著人們法治意識的不斷增強，扶貧、慈善、社會救助等領域和殘疾人正當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逐步完善，法治得以貫穿全過程、各環節。法治服務保障與其他配套制度相互銜接配合、互相支持，形成制度保障體系，從而使得各項工作更加規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下開展工作，努力推動基層社會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

記者：《實施綱要》中明確要“開展志愿服務標準化建設”，這對于推動新時代志愿服務發展有何現實意義？

黃浩明：志愿服務是全人類博愛精神傳遞的載體，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志愿服務作為國家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內容，其標準化也勢必成為國家標準化建設的組成部分。

標準化建設，可以讓志愿服務的開展有法可依。對志愿者的認定、獎勵到基本權益的保護，以及培訓與輔導等，都需要有行業標準和技術標準。有了標準化的嚴苛要求，志愿服務才能更加完善，才會走得更矯健、更長遠。

志愿服務標準化是志愿服務規范化、制度化的前提，也是傳播志愿服務精神理念的重要手段，在推動社會治理精細化發展、加快現代社會服務發展、促進志愿服務事業發展中發揮著積極作用。

失能老年人陪護、青春期心理干預，所有這些志愿服務的開展都需要標準化。在我們近期要出版的深圳志愿服務藍皮書中，也提到了志愿服務的規范化、專業化，全面提升志愿組織的服務質量。標準化、制度化、規范化，正在成為志愿服務活動行穩致遠的“指揮棒”和“助推器”。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健全志愿服務體系”，政府有關部門和志愿服務組織要加強協作，從觀念上、制度上、管理上、立法上協同推進，才能增強志愿服務的規范性和持續性，推動志愿服務向現代社會服務領域拓展。

記者：《實施綱要》指出，要發揮社區社會組織在創新基層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也提出要加強對貧困人口、精神障礙患者、留守兒童、婦女、老年人等的人文關懷、精神慰藉和心理健康服務。您認為社區社會組織在這一領域有多大的施展空間？

黃浩明：基層社會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重心，而社區又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重點。

社區治理能否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關鍵在于“三社聯動”，即以黨建為引領，社區為平臺、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支撐并實現“三社”相互支持、協調互動。通過這種治理方式，能為居民提供更有效的參與渠道，更有效地對接和回應居民的切實需求，提升社區治理水平和服務質量。

基層社會治理，要充分發揮企業和社區社會組織的作用，使其真正成為加強基層黨組織和居民關系的“黏合劑”、完善社區服務功能的“助推器”、疏導社區治理難題的“減壓閥”。

當前，在我國政府轉變職能、創新社會治理的大背景下，社區基金會在激發社區公益、聚集社區資源、解決社區問題、促進社區發展等方面均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社區基金會建設可以以小資金撬動大服務，用小投入激發大活力，讓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社會治理，切實滿足社區需求，以社區基金會為載體構建社區治理平臺。

除了社區基金會，社會企業解決社會問題的作用也不容小覷，其創新性充分體現在對各種社會資源的精妙重組，從而在運營的多個環節解決不同社會問題，帶來遠遠超出一般企業的社會影響和經濟價值。社會企業還能為社區發展帶來了可持續的物質和人力基礎。

記者：《實施綱要》中明確，要完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機制，促進社會組織在提供公共服務中發揮更大作用。您認為目前在哪些方面亟須改進？

黃浩明：截至目前，我國社會組織的注冊數量為897847個，涉及經濟、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民政等各個領域，但能夠成為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并不多。社會組織是公眾和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載體，只有不斷加強引領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凝聚起更為強大的正能量，才能真正做到為黨和政府分憂，為困難群眾解愁。

推動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服務，使其成為完善基層社會治理和服務體系的重要力量，要對有發展潛力的社會組織進行專業化、多層次培育，促成其轉化為專業性強、運作規范的社會組織，更多參與就業支持，成為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主體。

同時，推進政府購買服務常態化，對公益性、慈善類等符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社會組織，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予以重點扶持。

此外還要創新扶持機制，使社會組織能夠獲得政府的救濟或補貼，落實對公益性組織的稅收優惠政策。建議政府財政部門每年撥出專款，作為培育發展社會組織的專項資金，重點扶持具有示范導向作用的公益服務組織、慈善互助組織及社區服務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