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為人先的農村改革，素來是浙江的“金字招牌”，也是浙江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隨著農村各項改革進入深水期，浙江堅持以改革破題、以創新制勝，農村改革進入系統集成、協同高效的新階段。

據了解，2010年以來，浙江省級以上“三農”改革項目就有近百項。其中，大多是專項改革，盡管成效十分明顯，但仍然存在條塊分割、碎片化、不協調、不配套等問題。

“要解決上述問題，必須突破各個部門、各項工作單兵突進的現狀，抓住‘三農’發展的重點問題和關鍵環節，圍繞各層級的改革目標，加強相關改革之間的銜接配套，形成系統集成、前后呼應、整體推進、統籌實施的改革新格局，推動改革在政策取向上協同配合、實施過程中相互促進、工作成效上同向疊加。”浙江省委農辦主任、省農業農村廳廳長王通林認為。

從“一招鮮”到“組合拳”，這樣的理念已在浙江不少地區率先落地實踐。嘉興市的嘉善縣地處三大都市之間，2008年，成為習近平同志的基層聯系點，由此開啟了全面探路縣域科學發展的征程。

在嘉善縣農業農村局副局長姚杰看來，新時期，更應將農村改革從各個擊破提升到綜合集成。據介紹，當地主要做法就是，以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為切入點，推動全域土地整治、全域農田流轉和全域農房集聚的“三全集成”，以探索農村“三塊地”的高效集約利用，全面激活城鄉發展要素。

以嘉善的試點區大云鎮為例，通過“三全”改革，流轉土地9058畝、集聚農房3406戶，流轉率和集聚率分別達90.1％和79.2％，整體盤出農業旅游大開發地塊5400畝，有力推動了三產融合進程。去年，該鎮農民人均收入超過4.5萬元，高出全縣平均值約1萬元，城鄉收入比縮小至1.6∶1。

在東海之濱的溫州市，“敢為天下先”是這座城市的鮮明氣質。從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源頭”的燎原社，到瑞安探路的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改革，再到甌海區的農民資產授托代管融資……自2011年成為新一輪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后，溫州的改革內容越來越豐富，方法越來越集成，成果也越來越豐沃。

科技進鄉村、資金進鄉村、青年回農村、鄉賢回農村，2019年，浙江重磅推出這項名為“兩進兩回”的改革，旨在集成科技、資金、人才等先進要素向農村配置，激發鄉村發展活力。對此，溫州市專門建立鄉村振興招商引資項目庫，搭平臺、優環境、強保障，吸引鄉賢回鄉投資鄉村振興重點項目615個，涉及資金290多億元。

“三位一體”改革是習近平同志在浙江任省委書記時親自謀劃、部署和推動的改革任務。如今，浙江以社會化服務為切入點，集成供銷合作社、農業經營、農村金融、涉農管理等體制改革，構建起1個省農合聯、11個市農合聯、84個縣級農合聯、961個鄉級農合聯組成的農合聯組織體系，6.61萬個會員參加了各級農合聯。而在發軔地溫州，改革紅利尤為顯著。

在瑞安馬嶼鎮農合聯為農服務中心，記者看到，當地農民可獲得從農資農具、種子種苗、莊稼醫院，到金融保險、電商銷售、農技信息等一條龍服務。目前，溫州全市已建成這樣的現代農業綜合服務中心47家，農村各類服務站點近1000家，基層為農服務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如今，行走在浙江大地，各種集成改革成果令人應接不暇。近兩年，最為惹眼的莫過于以數字化轉型為切入點，推動“數字鄉村”建設帶來的大變革。數字農業工廠、農業物聯網基地，農業資源、園區平臺“上圖入庫”，北斗開天眼、農機躍云端，農民辦事也能掌上一站化……從概念設計到飛入尋常百姓家，數字正迅速改寫著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

這樣的案例還有很多：淳安縣組建涵蓋32個行政村的“大下姜”鄉村振興聯合體，東陽市花園村的鄉村振興綜合改革試點，德清縣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集成試點，衢州市柯城區聚焦的“農民建房一件事”……縱觀這些改革，無不吸納了“系統集成”的精華。

目前，浙江諸多改革項目取得豐碩成果：全省94個縣級單位均通過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綜合驗收；農村產權賦權活能由點到面，產權交易累計3.3萬宗超100億元；集體經濟提質增效，村均年收入241.6萬元，其中經營性收入村均144.1萬元；全省土地流轉率60.7％，適度規模經營水平持續提升；基本消除金融服務空白村，到去年底，主要涉農機構農戶小額信用貸款余額近1990億元；美麗鄉村步入新時代，率先發布《新時代美麗鄉村建設規范》省級地方標準；鄉村社會更加安定，初步構建起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整體智治”的鄉村治理體系。

據介紹，接下來，浙江將進一步著眼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將聚焦現代農業、農村經濟、人居環境、鄉村治理、農民發展等重點領域，放眼全省、立足縣域，系統推進農村集成改革，搭建起新時代農村改革的“四梁八柱”，最大限度釋放改革的綜合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