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先生《戰國與希臘》一文由荀子與古希臘哲人伊索克拉底、亞里士多德思想之異，探索中、西文明之大不同：統與分；其最精彩處在于呼吁認真對待荀子。

近年來已有學者重估荀子：李澤厚倡導“舉孟旗，行荀學”；郭沂、梁濤等學者主張以荀子人性論接引西方法治之說，以彌補港臺新儒學由思孟心性之學接引西方民主之偏失（參看《孟荀之爭與統合(筆談) 》，《文史哲》2020年第2期）。然在如此論說中，荀子不過是自由主義政治進入中國的敲門磚而已。

潘岳先生得荀學真諦，抉發其大一統用心。筆者去年底發表《荀子說秦與秦之儒化：<荀子>相關章節疏解》（刊《原道》第37輯），或可為潘文做一注腳。

諸子百家雖各執己見，然無不以大一統為目標，而荀子之道最為切實可行。孟子倡導“定于一”，時人譏之曰“迂遠而闊于事情”。荀子卻是現實的，故肯定秦制，蓋惟有強大武力可以結束戰亂；但荀子又有仁者之心，故勸說秦國君相行仁義，以“堅凝”人心。

荀子兼用王霸，故潘文譽之為“中道”。漢武帝、董仲舒正是沿荀子之學改制，一方面肯定秦朝所立皇權官僚郡縣制，濟之以五經之學，改秦制為皇權士大夫官僚制，即漢宣帝所謂“霸王道雜之”：郡縣制直接統治萬民，即為霸道；以孝教為中心的國民普遍教化之道，則是王道；兩者相輔相成，構成大一統之基本框架，行之兩千余年而不易，可見其制度設計之精妙。

反觀古希臘以降西方政治實踐和思想，長于武力征服的霸道，其教化之道卻以信神為中心，教人出世，常轉化為瓦解政治、國家的力量。于是，羅馬帝國雖大，卻無以堅凝人心為一體；帝國解體后，歐洲乃長期處在“分”的狀態，無從恢復一統。

盎格魯?撒克遜系的英國、美國先后以帝國主義機制塑造和維系全球化，類似于羅馬的霸道帝國，大體以暴力、資本為紐帶，未能堅凝人心，今日已難以為繼。縱觀今日天下格局，頗近乎春秋戰國，則可行于今日之道，其為雜乎王霸之荀學乎？反對帝國主義，不能不有力量；安百姓、安天下，不能不行仁義。潘文之掘發荀子，意在斯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姚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