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玨

1954年，傅聰離家前往波蘭求學，就此開啟了與父母長達13年的書信往來。1981年，《傅雷家書》首次出版，之后歷經多個版本，僅譯林出版社就推出了大約八個版本，始終不衰。金庸曾經評價：“傅雷先生的家書，是一位中國君子教他的孩子做一個真正的中國君子。”

而就在傅雷夫婦與傅聰書信往來的那個年代，在大洋彼岸，作家哈珀·李發表了她最負盛名的長篇小說《殺死一只知更鳥》，探討如何在成長過程中歷練風度，積累正氣，從而塑造自己的道德底線，保持精神的體面。該書出版至今，仍是世界上譯本最多的書籍之一。

一本是書信集，一本是小說，文體不同的兩部作品，不約而同地展現了各自文化背景下的經典家庭教育觀念，并因此獲得了長久的生命力。今天，我們與讀者一起重讀這兩部經典。

——編者

家中孩子最近在讀金庸的書，便也順道重溫了一下那個刀光劍影、熱血俠影的世界。時隔十數年，在意的已然不是點穴的奧義、絕世高人的奇術與恩怨情仇的因緣，而是對金庸于人性通透的理解感到唏噓不已。那時候總是覺得，為什么金先生筆下的那些小子運氣都那么好，段譽一不小心便得到了逍遙派的秘籍，練就北冥神功和凌波微步；令狐沖踢了青城派幾下屁股，就成了華山派掌門，還有人架著他的脖子要讓他當日月神教的教主；更不要說郭靖這種資質都不夠水準的憨子，得了美人還打包降龍十八掌……如今讀來，恍然明白，所謂的“狗屎運”實在是金先生對于特定人格的褒獎，對于東方價值觀中最好的那一部分的肯定。《書劍恩仇錄》的儒家氣節，《射雕》與《笑傲江湖》的墨家仁心，《天龍八部》的佛緣因果，儒理之不足便以佛法相解，將東方人為人處世的根基融匯在武俠豪情之中，演繹出一個個帶有文化烙印的人格形象。

當然，對于上述這些，初讀金庸的青少年斷然難以全然明了，但是若能在潛意識中理解并回應了金庸的價值觀，在他“基層人格”中，這一個點便更為堅實了。

傅雷在閱讀

生活環境塑造孩子的人格，而家庭就是最重要的生活環境

“基層人格”這個詞是我杜撰的。兒童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提出過兒童人格統一性的問題，他認為兒童或者成人的任何一個行為都不是獨立的，都必然是其人格的表達，都符合一套貫穿如一的行事邏輯。我簡單地理解一下，這便是人所有行事的基礎，設定了人的底線，可稱為他的“基層人格”，是其自然而然、不假思索、下意識的處事方式，越過這個底線，便會帶來強烈的不適與失落。就如令狐沖，他本能地厭惡恃強凌弱，生理上就無法抑制要去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得到了《辟邪劍法》也不會想到去偷看一眼。定義一個人的絕對不是他最佳的表現，而是他人格中最樸實可靠的那部分。底線或者說“基層人格”決定了一個人的道德水準。這種底線顯然不是在學校習得的，卻是由孩子成長的生活環境所塑造的，而家庭便是最頻繁出現的生活場景。

如果說金庸的作品是以大江湖為背景的基層人格點評，那么《殺死一只知更鳥》則是直接以家庭和生活社區為背景的基層人格訓誡。知更鳥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南方的一個小鎮，當時美國正處于經濟大蕭條時期，社會矛盾突出，黑人與白人的對立尤其尖銳。黑人小伙兒湯姆因為憐憫窮苦的白人女孩馬耶拉·尤厄爾，經常幫她做一些家務事，不想馬耶拉卻對湯姆動了邪念，借機親吻了他；湯姆倉皇逃走，被馬耶拉卑鄙的父親鮑勃·尤厄爾撞見。為了給女兒洗脫惡名，父女倆誣告湯姆強奸了馬耶拉。白人律師阿迪克斯·芬奇明知沒有勝算卻仍挺身而出為湯姆辯護，在陪審團面前揭示了事情的真相，獲得了所有人的信服，陪審團卻仍然以壓倒性的意見判定湯姆有罪，而阿迪克斯的兩個孩子，斯庫特和杰姆也遭到鮑勃·尤厄爾的瘋狂報復，幸虧長期以來一直被大家妖魔化的“怪人拉德利”及時出手相救才免遭殺害。

《殺死一只知更鳥》 【美】哈珀·李 著 高紅梅 譯 譯林出版社出版

“殺死一只知更鳥”這個書名便是來自于書中這兩條主線：湯姆和怪人拉德利，他們如知更鳥一樣從不為害，只是歌唱，卻被人們的偏見所傷，這是一種罪過。兩個孩子在一個個貌似平淡卻涌動著善惡交織暗流的生活場景中進行比對、判斷與選擇，塑造了自己的道德底線。這兩個主線故事中的大是大非固然具有極強的啟示意義，然而更可貴的卻是作品中無數個普通生活場景。這些場景很真實，沒有很多童話刻意營造的非黑即白的狀況，都是普通人，各有各的困境，光鮮之下似有不妥，失當的事情背后或有值得斟酌的情由，文盲也有規矩，虔誠的教徒也可以犯下惡罪。這便是真實的世界，這一認識是塑造基層人格的背景和前提。

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人類的處境都極其相似，然而人在處事上做什么樣的選擇并非是取決于事實本身，而是取決于各人對事實和情景的判斷。孩子在塑造基層人格的關鍵階段，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引導和示范，幫助他們來進行判斷。像阿迪克斯這樣仍然記得自己如何長大的父親并不多，他明白什么樣的狀況是由孩子的年齡造成的，無須在意，假以時日，他們便有能力參考環境的反饋來進行調整；什么樣的情況又必須進行果斷的干預，或許一件事情的選擇便決定了孩子基層人格上某個關鍵的點。例如女兒斯庫特有階段喜歡講臟話，阿迪克斯并沒有加以責罰，他明白“說臟話是所有孩子都會經歷的一個階段，隨著他們一天天長大，他們會發現滿口臟話并不能讓他們成為眾人矚目的明星，他們就會改掉這個毛病”。當兒子杰姆因為遭到刻薄的杜博斯太太挖苦而情緒失控摧毀了她種的花兒時，阿迪克斯果斷地要他按照杜博斯太太的要求接受懲罰，每日為她讀書。杰姆既明了了情緒的代價，也窺見了一個凡人的困苦與英雄面，懂得“你永遠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一個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來走去，站在他的角度考慮問題”，他的人格中便有了寬容。阿迪克斯面對壓倒性的質疑，甚至是致命的威脅，給黑人湯姆辯護，為所有人，特別是自己的孩子示范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勇敢就是，在你還沒開始的時候就知道自己注定會輸，但依然義無反顧地去做，并且不管發生什么都堅持到底。”

電影《殺死一只知更鳥》劇照

類似的場景不勝枚舉，最終，阿迪克斯用一句話概括了他本人的基層人格和底線：“有一種東西不能遵循從眾原則，那就是人的良心”。兩個孩子體驗了堅持底線的生死考驗之后，更加理解道德底線的珍貴，甚至是可以用生命來捍衛的。他們明確了自己的選擇，他們的基層人格就此建立起堅實的防線，固若金湯。因而教育并非是一件很刻意去做的事，而是為人父母的我們不斷審視、拷問、認識自己基層人格的痛苦過程。

一位中國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個中國君子

我不禁想起另一位痛苦而了不起的父親。半個多世紀前，在上海的一間老洋房里，這位父親一邊焦急地等待著兒子的信件，一邊奮筆疾書，給兒子寫信，一寫便是十多年。他或許相當嘮叨，或許相當苛刻，不由分說地在每一件具體的事情上指點兒子，很多做法在我們看來也未必妥當，但是他對自己人格毫無保留的袒露和拷問，事事以身示教的勇猛卻讓我無比動容。

這位父親便是傅雷。

1954年1月18日，傅雷寄出了第一封家書

再讀《傅雷家書》，已然不再對那種事無巨細過問的瑣碎心感抗拒，為人父母了才真正體會到父母之心。從某種角度來說，人在小時候是不太認識父母的，我們認識的是父母對我們的要求，他們的形象和人格是這些要求構造起來的，以至于我們誤以為，父母就是他們要求我們成為的樣子。至于父母到底是什么樣的人，有什么缺點，有什么優點，我們全然不知。直到長大了，我們以平等的姿態與父母一起參與生活，才明白，很多要求只是一種理想，對子女的理想，也是對自己的遺憾。像傅雷這樣愿意袒露也無懼袒露自己人格構成的父親也是很少的。我們幾乎不愿意跟孩子承認自己和他們一樣，比起紙書更愛手機；也很少會跟孩子談起，我們小時候做作業也是拖拖拉拉，寒暑假最后兩天熬得眼圈發黑；更不會如傅雷一樣，對兒子講起自己傲慢的毛病。因為袒露便是一種暴露，讓自己置身危險之中。我們躲在“父母”這一屏障后面，繼續縱容自己的問題，卻對孩子發號施令。回憶起來，我們基層人格中堅實美好的部分，沒有幾處真正是由說教和愿望構筑的，而是延承了父母基層人格中最好的部分，成為一個家庭的傳統，進而成為一種文化傳統。

《傅雷家書》傅雷/朱梅馥/ 傅聰著 傅敏編 譯林出版社出版

相信金庸先生與傅雷對于文化人格是有深度共鳴的，他對于《傅雷家書》的評價最為貼切中肯：這是一位中國君子教他的兒子如何做一個真正的中國君子。“君子”是一套相應的價值觀與處事法則的化身，提示了一種特定基層人格的特質與道德底線，傅雷的修為，稱得上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君子，他提出的每一個要求都是實實在在來自他的基層人格，有儒雅，有勤奮，有自律，也有專制。因為有傅雷家書，因為傅雷的袒露，我們得以看到中國人典范式的基層人格，一種強有力的示范，正如金庸懂得真君子的基層人格，才能描畫一個偽君子，這同樣是強有力的示范。

傅雷家書原件

我們在教育中，往往更多地分析孩子的問題和對策，卻忽略了教育者本身的責任，忽略了自己一舉一動的示范作用。當一個孩子把腳踩在另一個孩子身上哈哈大笑的時候，他顯然并未對此感到不適，我們便知道他的底線更低，他可能會行更大的惡；當那個姓麻的青年扼住女大學生林伶的喉嚨的時候，我們明白，他的基層人格中關于自律的這一塊并未夯實，在欲望面前全線崩潰了。如果我們足夠用心地去追索，多半會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發現某些場景，因為教育者的疏忽、無知或者自身在人格上的缺陷，示范的錯誤或者缺失導致他們的判斷出現了偏差，他們的選擇發生了錯誤。基層人格的漏洞便是惡趁虛而入的機會。

我寫完這篇文章的時候，看了一眼我們家的小朋友，他是那么可愛，正直得近乎迂腐，純真得近乎偏執；他也是那么討嫌，懶散、固執而叛逆得無可救藥。或許我也沒有什么資格去評判他的缺點，如果說需要補什么漏洞，我作為一個教育者應該反省自己，如果不能正確地示范，便引導他去看一些比我更好的示范吧！經過我們共同的努力，他應該會成為一個一身毛病卻有堅實底線的好人。這也就夠了。（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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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在家信中寫了什么

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

記得我從十三歲到十五歲，念過三年法文；老師教的方法既有問題，我也念得很不用功，成績很糟（十分之九已忘了）。從十六歲到二十歲在大同改念英文，也沒念好，只是比法文成績好一些。二十歲出國時，對法文的知識只會比你現在的俄文程度差。到了法國，半年之間，請私人教師與房東太太雙管齊下補習法文，教師管讀本與文法，房東太太管會話與發音，整天的改正，不用上課方式，而是隨時在談話中糾正。半年以后，我在法國的知識分子家庭中過生活，已經一切無問題。十個月以后開始能聽幾門不太難的功課。可見國外學語文，以隨時隨地應用的關系，比國內的進度不啻一與五六倍之比。

這一點你在莫斯科遇到李德倫時也聽他談過。我特意跟你提，為的是要你別把俄文學習弄成“突擊式”。一個半月之間念完文法，這是強記，決不能消化，而且過了一晌大半會忘了的。

我認為目前主要是抓住俄文的要點，學得慢一些，但所學的必須牢記，這樣才能基礎扎實。貪多務得是沒用的，反而影響鋼琴業務，甚至使你身心困頓，一空下來即昏昏欲睡。這問題希望你自己細細想一想，想通了，就得下決心更改方法，與俄文老師細細商量。一切學問沒有速成的，尤其是語言。倘若你目前停止上新課，把已學的從頭溫一遍，我敢斷言，你會發覺有許多已經完全忘了。

你出國去所遭遇的最大困難，大概和我二十六年前的情形差不多，就是對所在國的語言程度太淺。過去我再三再四強調你在京趕學理論，便是為了這個緣故。倘若你對理論有了一個基本概念，那么日后在國外念的時候，不至于語言的困難加上樂理的困難，使你對樂理格外覺得難學。換句話說：理論上先略有門徑之后，在國外念起來可以比較方便些。可是你自始至終沒有和我提過在京學習理論的情形，連是否已開始亦未提過。我只知道你初到時因羅君患病而擱置，以后如何，雖經我屢次在信中問你，你也沒復過一個字。——現在我再和你說一遍：我的意思最好把俄文學習的時間分出一部分，移作學習樂理之用。

提早出國，我很贊成。你以前覺得俄文程度太差，應多多準備后再走。其實像你這樣學俄文，即使用最大的努力，再學一年也未必能說準備充分——除非你在北京不與中國人來往，而整天生活在俄國人堆里。但領導方面究竟如何決定，最好請周廣仁或別的比較能參與機密的朋友時時探聽，讓我們早些知道，早些準備。

恩德那里無論如何忙也得寫封信去。自己責備自己而沒有行動表現，我是最不贊成的。這是做人的基本作風，不僅對某人某事而已，我以前常和你說的，只有事實才能證明你的心意，只有行動才能表明你的心跡。待朋友不能如此馬虎。生性并非“薄情”的人，在行動上做得跟“薄情”一樣，是最冤枉的，犯不著的。正如一個并不調皮的人耍調皮而結果反吃虧，一個道理。

德伏夏克譜二冊收到沒有？盡管忙，寫信時也得提一提“來信及譜二冊均已收到”，不能光提“來信都收到”。

一切做人的道理，你心里無不明白，吃虧的是沒有事實表現；希望你從今以后，一輩子記住這一點。大小事都要對人家有交代！

其次，你對時間的安排，學業的安排，輕重的看法，緩急的分別，還不能有清楚明確的認識與實踐。這是我為你最操心的。因為你的生活將來要和我一樣的忙，也許更忙。不能充分掌握時間與區別事情的緩急先后，你的一切都會打折扣。所以有關這些方面的問題，不但希望你多聽聽我的意見，更要自己多想想，想過以后立刻想辦法實行，應改的應調整的都應當立刻改，立刻調整，不以任何理由耽擱。

——摘自《傅雷家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