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首都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學院　夏鵬翔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給予了高度的重視。連日來，黨和政府多次下發防控疫情的戰略部署，號召全國一盤棋，眾志成城，努力打贏這場防疫戰。這場戰“役”中，防疫一線涌現出無數白衣天使、民警和其他各行各業的英雄，但在百姓的一般生活層面，也暴露出一些令人遺憾的現象。

大“疫”當前，社會教育再思考

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我們日常生活的陣腳，一時間各種社會問題凸顯出來，行為習慣問題、公共道德問題……從根本上講，它歸根結底是國民教育的問題。

近日來，各路專家不時地探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如何在災難突發時能夠發揮積極作用。三種思路的焦點不約而同地聚焦在了國民素質上。特殊時期，我們尤其期待一種有秩序、不慌亂的局面，期待廣大國民能夠有全局意識和合作的態度。但這種場面的呈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日常社會教育的普及程度和實施效果。因為社會教育內容上涵蓋面廣、形式上靈活性強，特別是它的活動對象成人，占據了我國總人口大約3/5的比例。這就是為什么大“疫”當前，我們疾呼加強社會教育的原因。

社會教育，顧名思義是相對于學校教育而言的，亞洲國家普遍叫作“social education”，在歐洲叫作“adult education”，盡管因國情在語義上有區別，但其共通點是都以成人作為教育對象。有組織有計劃、有明確教育目標的學校教育以適齡青少年作為教育對象，是正規教育的同義詞。對此而言，成人的學歷教育、職業培訓以及素質教育等都可歸于社會教育的范疇，一般被稱為非正規教育。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政府先后制定三類學校和兩種教育制度，大力推行掃盲教育、干部教育、軍人教育、工農速成班等成人的教育。在這些教育中，除去當時所必需的文化知識、科學技術的學習以外，還有政治思想、社會主義道德風尚、個人行為規范等內容。這種面向成人的非正規教育與學校教育并駕齊驅，為新中國初期的國民教育添寫了濃重的一筆。

社會教育具有靈活性和實效性的特點，它不斷隨著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改變，特別是人民的生活水準不斷提升以后，社會教育逐漸承擔起豐富和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的重任。目前各地的老年大學、退休人合唱團等活動都是為豐富人民精神生活的有效的活動。但由于我國發展的地域不平衡性，以至于還有很多地方的人民為生活奔波，沒有參與社會教育的余力。此次抗疫戰中發生的問題，也在警醒對成人的教育是時候要趕上時代發展的需求了。

新世紀以來，我國加快了奔向小康、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步伐。這個過程中，國民的素質教育必須跟上，否則，“靈魂跟不上”的現象難以改觀。物質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從來都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兩個支柱，我國國民素質的提升，社會教育不能缺場。

聯防共守打好“殲滅戰”，加強社會教育行動力

在防控疫情的過程中，黨中央一再強調要依靠干部、依靠群眾，動員各級力量下沉到基層。這個基層顧名思義就是社區。眾所周知，社區處于國家行政體制的最末端，國家重大方針政策的貫徹和實施，社區的參與必不可少。正如當下面對這場洪水猛獸般的疫情，全國各地社區調動一切力量，這場防疫戰應該是場“殲滅戰”，依靠的是群策群力、聯防共守。

無獨有偶，實施社會教育的基層也是社區。一些社會教育比較成熟的國家都有以社區為基點推動社會教育的實例。如前所述，社會教育主要承擔學校以外、特別是成人的教育，是扎根社區、源于民眾日常生活的“草根的教育”。它上至有關國民整體素質的公民教育、通識教育，下到民眾的衣食住行、娛樂文體、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學習和保障。這種關心民情又組織性很強的社會教育，很大程度上成為社區民眾的一種依賴。當災難來臨時，社會教育機構可以發揮“短頻快”的職能，迅速為民眾解決生活問題。例如在日本，每次地震、海嘯等災難襲來，各地社區里的社會教育設施——公民館就會成為民眾的避難場所。公民館與學校、體育館等公共設施聯手，第一時間提供了民眾安居的場地。此外，社區還有生活的安排以及心理疏導等活動。日本社會教育如何應對災情災難，也成為日本學界的研究視角之一。因此日本民眾在災難面前沒有多么盲目和慌亂，領取物資時的秩序和安靜，也成為一道風景。

再看我們當前的防疫戰，社區民警、居委會、物業等各方面啟動了聯防系統，綱舉目張。這一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黨員先鋒模范帶頭作用的成效，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我國行政管理制度的優勢。每每重要時刻，舉國上下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眾志成城，顯示出組織社會學理論之科層制特點在基層單位的行動力。這是自上而下的一條線。但由于我們沒有很好的社會教育基礎，有的民眾沒能很好地動員起來，因而個別小區時有不遵守規范或不配合管理等事件發生。要改變這種情況，除去警察、居委會的訓導、管理等手段，還需要社會教育的融入。各地社區要在日常的工作中努力加強社會教育，開展各種深入生活的活動，影響和帶動民心，加強社區凝聚力。只有這樣日積月累，才能在關鍵時刻組織和動員社區民眾，實現共渡難關的效果。這是自下而上的一條途徑。

社區的社會教育不同于課外班、補習班等私立的以營利為主的教育機構，它屬于國家教育體系，是一種公共性的教育活動。通過組織、教育社區民眾，培養社區的主人，使其成為愛護社區、建設社區的生力軍。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在巡查、指導抗疫情工作時明確指出，基層黨組織和廣大黨員要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和先鋒模范作用，廣泛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凝聚群眾。這就十分考驗平日里社區的干群關系和凝聚力。有研究表明，成人的學習與社會參與之間呈正相關，這是近代以來公民教育的核心內涵，社會教育是其得以推廣的主要載體。對成人的教育是保障大事大局面前社區領導力和行動力的人的因素，是需要大力發展社會教育才能夠達成的。

超越抗疫斗爭，走向學習型社會

20世紀60年代中期，保羅·朗格朗提出終身教育理念以后，社會教育有了新的發展。它既是終身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終身教育的有效途徑。

朗格朗認為“教育是通過人的一生來完成的，教育不能停止在兒童期和青年期，只要人還活著，就應該是繼續的”。換言說，終身教育持續人的整個生涯，除去學校教育這一正規化、知識性的有限學習，離開學校以后的非正規化、自主自發性的無限學習的歷程，尤為漫長和不可或缺。這是時間上的概念。從范圍上看，學校教育自不必說，職業教育、閑暇教育、公民教育、健康教育、文體活動乃至臨終關懷等，所有關系到人的發展的活動內容，都屬于終身教育的范疇。終身教育理念的倡導意味著非正式教育（informal education）的登場，其特點在于它具備十分鮮明的民主性、多樣性和自主性。如果說社會教育還是不可避免地局限于學歷提升、知識技能學習的話，那么，終身教育已經打破了這一牢籠。它是個人根據自身的興趣、能力或者態度所選擇的教育活動，因此又叫作“終身學習”，它完全走向了生活和生命。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的“social education”最接近終身教育。正如朗格朗所言“終身教育并不是傳統教育的簡單延伸，它包含著對每個人生活的基本問題采取新的態度、新的觀點和新的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講，目前我們正在全力以赴的抗疫戰，不僅僅是一場抗病毒的斗爭，更是終身教育的重要環節。

終身教育背景下的社會教育更加生活化、實效化，更加關注老年人等弱勢群體和災難的防控，這和全球環境的惡化、高齡化社會的快速發展密不可分。具體到健康教育方面，日常醫療常識的普及、體檢防病、老年人生活的看護等，應該通過社區里的社會教育的方式加以廣泛推進，而這些恰恰是我們極為欠缺的。國外的終身教育策略，無不把醫療保健、高齡者的生活護理等作為國家教育政策的重要一環，而具體的實施載體就是社會教育。社區保健所、社區老人活動中心、社區圖書室等最基層的機構，關系到人的健康、福祉和修養，對于人的生涯發展有著持續的促進和保障作用。我們應該站在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高度，將其視為教育機構來重新定位，賦予其發展人、幸福人這一更高層次的意義。這就是這場疫情帶給我們的最大思考。

《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明確提出了我國的發展目標是“總體實現教育現代化，邁入教育強國行列，推動我國成為學習大國、人力資源強國和人才強國”。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重要觀念，也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提倡的構建“學習型社會”的具體內涵，它反映了終身教育的理念和原則。其中每一個具體目標的達成，只依靠學校教育遠遠不夠，只有“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打一場以社會教育為主戰場的“人民戰爭”，才有可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