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單霽翔談“改造”故宮，到黃曉明22年前見證香港回歸舊照曝光；從陳凱歌暢聊《大閱兵》幕后，到陳曉追憶兒時軍人夢；從作家王蒙、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馮雙白，到黃景瑜、鄭爽、于朦朧，以著名學者與流量明星的全新配置，《一堂好課》走進12所大學，用一種全新的形式將知識送到青年學生中去，從國學、藝術、軍事、體育等領域開講，給觀眾帶來各自領域的知識和經驗分享。

作為央視綜藝頻道最新打造的大型文化節目，《一堂好課》打破傳統類型的節目空間，采用露天課堂的形式，將現場搬進大學校園，于夜幕降臨之時開講。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綜藝頻道節目部策劃評估組負責人，《一堂好課》節目模式研發、總導演湯浩稱，“我們的關注點和落腳點始終落在年青一代上，課堂的目標觀眾是年輕人，現場觀眾是年輕觀眾，現場還有年輕的明星嘉賓擔任‘課代表’，明星也是普通年輕人，他們也跟普通年輕人一樣有著對知識的渴求，有著對世界的看法，我們希望能在年輕人當中體現一種更加積極向上的追求，那就是對知識的追求，讓尚學之風成為社會新風尚。”

與很多同類型節目比，《一堂好課》著實不夠“綜藝”，甚至被不少人戲稱為“最浪費明星”。來到這個課堂的流量明星們非但沒有特別的人設展示環節，甚至表演空間都被大大壓縮，即使是課程有機組成部分，如音樂課、戲曲課上的歌唱，表演課上的即興小品等也一定不占過多的時間。

作為《一堂好課》“班主任”的康輝直言，“更多時候，他們(明星們)都只是這個課堂上的一個學生，一個聆聽者、一個思考者、一個提問者、一個交流者，甚至在他們的提問、反應中，能看到明顯的緊張、局促、困惑和問題解決后的釋然與開朗。在這里，他們真正回歸到了學習中的自己，與有形課堂、無形課堂上的每一位同學一樣，而這種‘真’正是《一堂好課》所追求的、所期望實現的。”

對于十二堂課中十二個領域里的大家，也為這個課堂提供著同樣的回歸知識文化本身的“真”。

康輝表示，“如果有一臺攝像機跟隨拍攝每一堂課的前前后后，會看到這些大家是如何一遍遍地溝通、確認、磨合、準備，一遍遍修改PPT，一遍遍斟酌每一個用詞的精確，那些我們以為的信手拈來，實是出自不斷的推敲與修正。八十高齡的王蒙先生、尚長榮先生亦如此，每每令我這個一向認真的人都汗顏。”

他特別提及學者們在“純真的熱愛”中體現出的少年感，“這種少年感就體現在他們始終心懷夢想，而且始終有追尋夢想的勇氣和行動。這種少年感，我以為，無不源于他們心中純真的熱愛，愛他們所做的事，愛他們所見的人，愛他們所在的土地。”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閻晶明認為，《一堂好課》是把真實的高度、學術的深度和藝術氛圍融為一體的文化節目，為青年學子講授啟迪心靈的人生之課，用知識與榜樣的力量指引年輕一代，激發廣大觀眾的向上好學之風。

不期然，《一堂好課》第一季播出正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一方面，宅在家中的人們有更多的時間關注這一難得的課堂，而另一方面，當此時，很多人也難免少了一點安安靜靜聽課的心態，對此，康輝表示，“與一檔電視節目，或邂逅或錯過，或追隨或摒棄，總是時、勢、人三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都是難得的相遇。更好之處還在于，這十二堂課就在那里，總在那里，還可以期待未來更多的相遇或重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