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經濟工作取得的成績來之不易。雖然全年經濟成績單發榜，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大家都從自身的關注角度對此進行解讀。對于在履職調研路上全年無休的全國政協委員而言，中國經濟在復雜內外部環境下所表現出來的韌性和活力，他們既有感觸，更具發言權。

“全年GDP增速實現6.1%，人均GDP過1萬美元，這體現了在我國發展質量在進一步改善的同時，發展速度仍然遠超美國、日本和歐盟國家，階段性展示了貫徹落實黨中央高質量發展的成效，實現了質量與速度的良性匹配。”對于新春佳節到來前中國經濟交出的這份成績單，全國政協常委、中國鋁業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葛紅林頻頻點贊。與此同時，圍繞未來一個時期的經濟運行，“老兵”葛紅林也給出了建議。

“第一個建議就是保持清醒頭腦，不受國外評論的影響，既不受拿增速降低來唱衰的影響，也不受拿增速降低來激將的影響，堅持質量第一，速度第二，真正將增長速度調控在適合自身的合理區間，追求更匹配的質量和速度。”聽葛紅林一席話，總有茅塞頓開之感。

“當然，在調研中，我們也看到有些新上任的地方干部，有的是出于急于改變落后，有的卻出于急功近名，自覺和不自覺地模糊了新發展理念，追求短平快的項目，追求營業收入大而不是增加值大的企業，追求組裝型的企業而不是制造型的企業，仍然將做大既當做速度，又當做質量。他們的上級領導應有敏感性和判斷力，要加大新發展理念的灌輸力度，在從速度型向質量型轉變過程中，幫助他們根據區域的發展時空，追求更匹配的質量和速度。”這是在經濟“戰場”上身經百戰后，葛紅林的肺腑之言。

第二個建議，是抓住產業特點，精準施策去產能，緩解供大于需的過剩問題。

葛紅林表示，去年以來，我國鋼鐵產量未降反升，又引起了社會關注，畢竟國家已經花了1000億元的去產能代價，為此我想講講去產能和去產量的問題。產能和產量在不同的產業中，存在產量大于產能，等于產能和小于產能的三種情況，去產能和去產量有時是一回事，有時又不是一回事。眾所周知，供大于求的要害是產量而不是產能，去產能本質上是為了去產量，這對制定精準的產業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翻開葛紅林的檔案，你會發現，他既在鋼鐵企業工作過（1998年就擔任寶鋼副總經理），又在有色金屬行業工作過（2014年10月從成都市長調任為中鋁集團董事長），而這兩個行業雖然都屬于冶金行業，但是在產量和產能的關系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同。鋁錠產量受制于電解鋁的生產工藝，產量的增減十分有限，基本等同于產能。而粗鋼產量得益于煉鋼設備大于1的生產系數，增產20%以上并不難，伸縮性較大。由此可見，化解鋼鐵產業供大于需的矛盾，要害是抓住去產量，而不是去產能。而化解鋁產業供大于需的矛盾，抓住了去產能就是抓住了去產量。

“過去三年來，鋁產業沒有花國家一分錢，通過法治化手段，嚴肅查處了2013年以來的違法違規產能，又通過市場化手段，在行業開啟了電解鋁指標的有價交易，形成了產量的‘天花板’。雙管齊下，既去了過剩產能，又去了過剩產量。而鋼鐵產業雖然花了1000多億元，去產能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未能控制住實際的產量增長，問題就出在產量是能大于產能的，這就涉及產業政策準否的問題。因此我建議，鋼鐵的去過剩產能應轉變到去過剩產量，可以以某一年各鋼鐵企業的實際粗鋼產量為紅線，確定增或減的幅度，以此既能防控產量過剩，再次出現供大于求，又能促進鋼鐵企業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葛紅林有理有據。

“第三個建議，是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簽訂了，我們要抓緊備戰下一階段談判，要抓緊澄清中國政府對企業補貼的概念、內容和范疇。抓緊梳理競爭性領域國企是否存在吃偏飯的補貼，如有應予以規范，如無應予以澄清。”葛紅林這樣說。

2018年11月，葛紅林參加了第二輪中美和中歐前高官與企業領袖的對話會，2019年12月，他又參加了第三輪中歐前高官與企業領袖的對話會。“會上，外方反復提出我國對國有企業的補貼問題，大致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指責型的，指責我們補貼了國有企業，又讓得到補貼的國有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是不公正的；另一種是了解型的，認為對國有企業是可以補貼的，他們的國家對國有企業也是有補貼的，但希望了解中國是如何補貼國有企業的，要求透明。限于自己的工作局限和了解程度，我只能結合我從事過的鋼鐵和有色金屬領域，明確地告訴他們，這兩個領域，國家對國有央企早就沒有補貼了，國家對民企和國企是一視同仁的。同時指出，不能將中國地方政府的普惠性的優惠政策，視同對國企的補貼，否則，你們就應該承認，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投資的外企，都得到了中國政府的補貼。在對話中，我也希望外方對補貼問題，不要停留在原則性的指出，而要做具體性的指出，這才有利于雙方消除誤解，建立互信。”葛紅林這樣說。

他同時強調，一要抓緊澄清中國政府對企業補貼的概念、內容和范疇，對普惠性的補貼，就不能視為對國企的補貼。比如，科技部根據科研項目下達給的科研經費，就不屬于對國企的補貼。二要抓緊梳理競爭性領域國企是否存在吃偏飯的補貼，如有應予以規范，如無應予以澄清。此外，按照國際慣例，應明確告之，對國企承擔軍工業務的支持，屬于應有的補貼。

葛紅林的第四個建議是，從“一刀切”向“切一刀”的轉變，充分體現了科學治污、依法治污和精準治污，應加大社會宣傳的力度，擴大知曉度，同時層層接受社會監督，確保將好的政策層層落實到位。

據他介紹，最近，生態環境部出臺了文件，細化了禁止“一刀切”的措施，對于符合生態環境保護要求的企業，不得采取集中停產整治措施，并明確要求嚴格禁止“一律關停”“先停再說”等敷衍做法，對采取集中停工、停業等“一刀切”方式應付督察的行為嚴肅查處。“我認為，從‘一刀切’向‘切一刀’的轉變，充分體現了科學治污、依法治污和精準治污，充分保護了合法合規企業的權益，鼓勵做得好的，限制做得差的，應充分肯定這種工作方法和水平的提高。建議加大社會宣傳的力度，擴大社會和企業的知曉度，同時層層接受社會監督，確保將好的政策層層落實到位。”葛紅林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