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　劉剛

即將到來的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在剛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對2020年的經濟工作做出了部署。在第五部分“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中，提出“要堅持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方針，以創新驅動和改革開放為兩個輪子，全面提高經濟整體競爭力，加快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其中，把“大力發展數字經濟”作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關鍵支撐。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是從全面的大局做出的，對天津而言，最重要的是加快科技創新的步伐，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輻射和帶動周邊區域的經濟發展。從經濟轉型升級的驅動力看，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推動數字經濟與經濟社會的深度融合，是建設創新型城市的關鍵。

從全球經濟發展的進展看，隨著新一代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數字經濟是改變世界經濟發展格局和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基本驅動力。因為數字經濟不僅帶來核心產業部門的發展，而且通過與經濟社會的融合發展，創造出包括新產品、新技術、新產業和新業態在內的融合產業部門。通過推動供給側結構性變革，適應和創造新的市場需求。

到目前為止，數字經濟的發展主要集中在核心產業部門，主要以消費互聯網的發展為基礎。隨著數字技術的逐步成熟，迫切需要與實體經濟相融合，推動現有產業的數字化。而隨著包括5G在內的技術創新和商業化，產業互聯網將成為數字技術的下一個重要應用場景。在某種程度上說，5G技術是專門為產業互聯網而生的，同時帶動消費互聯網的升級。

在數字經濟發展上，天津具有獨特的優勢。一方面，京津協同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優越的條件。在數字經濟發展上，京津地區尤其是北京擁有全國甚至世界最為豐富的創新資源。在數字經濟向產業互聯網延伸的過程中，天津的制造業基礎優勢將為數字技術提供廣闊的應用場景；另一方面，為了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天津市出臺了包括大數據條件和智港建設在內的一系列政策，為數字經濟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氛圍。

20世紀70年代以來，創新經濟和創業社會的出現，使全球經濟發展出現了根本性變化。其中，現實經濟活動的主導者不再是規模生產，而是創新活動。與以規模生產為主導的制造經濟根本不同，創新經濟更加復雜，需要更加精致的經濟管理體系和資源配置方式。其中，政府在創新，尤其是在基礎研究領域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在某種程度上，推動重大科技創新及其產業化，已經成為政府的特殊使命。

在把發展數字經濟當作特殊使命的條件下，政府的作用將發生三個方面的變化：

首先，政府將在數字經濟發展中發揮戰略引領作用。通過制定數字和智能經濟發展規劃和戰略，在全社會達成共識，使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責任。

其次，無論是數字經濟的發展還是數字經濟與經濟社會的融合，都是一個復雜系統的演化過程，不僅涉及政府，而且涉及包括企業、大學、科研院所和中介組織在內的多元創新主體的積極互動和協同創新。尤其是從基礎研究的視角看，大學和科研院所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都需要重新布局和審視。多元創新主體的協同不僅要依賴政府，更重要的是依賴包括平臺和中介在內的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是發展數字經濟和建設創新型城市的基本機制。

最后，在某種程度上說，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設是基于網絡空間科技產業革命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重構。發展數字經濟的過程就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發展過程。因而，適應數字經濟的發展，要主動進行組織和制度創新，最終成為城市創新發展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