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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腫瘤藥研發 “春華”之后待“秋實”
“中國抗腫瘤創新藥的春天剛剛開始,要走到收獲的秋天,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在近日于福建省廈門市召開的第二十二屆全國臨床腫瘤學大會暨2019年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SCO)學術年會上,中國臨床腫瘤學會副理事長、哈爾濱血液病腫瘤研究所所長馬軍教授提出思考,“中國創新藥研發能不能不‘扎堆’,能不能多搞自己獨特的創新,而不是總跟在歐美國家后面。”
進展迅速,但問題也不容忽視
“中國抗腫瘤藥物經歷了從無到有,從仿制走向創新的艱難過程。”中國臨床腫瘤學會理事長、同濟大學上海東方醫院腫瘤醫學部主任李進教授在大會發言中介紹,2014年之前我國醫藥工業聚焦于原料藥、仿制藥的生產,少有創新藥物面世。2014年我國首個完全自主研發的抗癌新藥甲磺酸阿帕替尼上市;2015年自主創新抗腫瘤藥物西達本胺上市;2018年以呋喹替尼、特瑞普利單抗為代表的自主研發抗腫瘤新藥集中發力。“創新趨勢可喜,但也存在困境,如臨床試驗質量把控、藥企研發水平、受試者招募等。”
“近些年,血液腫瘤學研究領域尤其是淋巴瘤領域的藥物研發進展迅速。”馬軍介紹,在2018年和2019年國際臨床試驗中,淋巴瘤臨床試驗的數量僅次于肺癌,共有48個臨床研究。今年在淋巴瘤、骨髓瘤等血液腫瘤的治療方面,國內共批準了6個藥物,而全球共批準了18個。國內這些新藥不僅數量多,而且效果也不錯。比如國產PD-1用于治療復發難治的霍奇金氏病,可獲得88%的無病生存率,單藥治療完全緩解率接近40%。
與此同時,我國藥物研發也面臨著不少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扎堆。馬軍舉例說,免疫治療CAR-T技術有超過100多家公司都在做,但沒有一家被批準于臨床應用;干細胞領域有200多家公司在做,目前沒有一家形成體系。“有的公司做研究‘打擦邊球’,打一下換一個地方,這樣是不會有創新的結果。需要政府部門、研究者、公司努力,在各方面都有更加規范,像美國幾個大公司一樣,建設形成標準化的體系。”馬軍呼吁。
李進指出,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不像國外研究主要關注自己國家的高發癌種,中國的高發癌種如肝癌、胃癌、食管癌、甲狀腺癌等受關注度較低,“中國不能等待跨國藥企來解決我國的多發腫瘤,應更多依靠國內的藥物創新。自己的事情得自己做”。
李進還指出,我國之前批準的創新藥罕有是從源頭上進行創新的,像阿帕替尼、埃克替尼等也是由海外已上市的創新藥進行化學結構改造而來。從資金投入來看,國內研發投入排名前十的藥企,其研發投入占營收的比例均在10%上下,遠低于發達國家的20%。在臨床設計方面,我國創新藥企的臨床設計能力有限,多是照抄國外藥物的設計方案。
各方發力,加快創新步伐
如何加快中國抗腫瘤藥物創新進程,成為此次大會關注的焦點。
“加強研究者的管理職能也是很重要的。”李進建議,首先,研究者應及時做好臨床試驗中的風險管理,要善于發現蛛絲馬跡,比如有價值的生物標志物、不良反應和風險,為后續更大樣本的臨床研究提供依據;其次,研究者要對臨床試驗質量嚴格把控,尤其在臨床試驗的重要環節,如受試者選擇、終點事件、試驗用藥、禁用藥等方面,要一絲不茍。同時,應給予研究者相應的培訓,保證研究者能正確履行職責。此外,藥理、病理、放射等不同學科的研究者要相互協作。
對于藥企來說,李進建議差異化生存,避免同質化競爭,“比如,對同一靶點的研究企業,建議聯手共享資源,避免重復同樣的臨床試驗;對研發出來的先導化合物、候選藥物、診斷試劑,通過知識產權有償使用或轉讓,公司可獲得首付、里程付款和銷售利潤分成。此外,借助自身產品優勢,研發多元化產品,實現產品線的廣泛組合。還要有國際化的意識,在全球范圍開展臨床藥物開發”。
就新藥臨床價值評估而言,李進認為,應以患者需求為核心。“新藥的臨床價值可分為雪中送炭型、錦上添花型、百花齊放型,應制訂基于有效性及安全性的臨床價值評價標準,避免過于強調安全性而忽臨床需求。”李進說。
為提高研發效率,保證質量安全,新技術的應用是一大方向。李進所在的團隊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一共新開展了39項一期臨床,其中5項屬于全球創新研究(中美雙報)。“如何保質保量完成這些任務,靠現有100人的團隊很難,所以我們請來了特別的專家——5個機器人,輔助研究團隊進行患者招募、方案設計、安全性分析、數據管理、療效評估。”盡管這項工作剛剛起步,但李進對后續進展抱有很大期望。
編輯:劉暢
關鍵詞:腫瘤 研發 創新 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