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正在這里視察。

在毛澤東同志當年辦公居住的地方，習近平深情駐足。總書記深邃的目光停留在墻上發舊的《中國解放區現勢圖》、《最新北平大地圖》上，穿透了70年的崢嶸歲月，穿透了70年的歷史風云。

70年前，在這里，毛澤東、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向全國各地勝利前進，徹底結束了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

70年前，在這里，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

70年前，也是在這里，中共中央同各民主黨派、各界人士共同籌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起到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確定了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制定了一系列基本政策，描繪了建立建設新中國的宏偉藍圖。

從此——

一個偉大的共和國在東方的地平線上噴薄而出。

一個偉大的民族在廣袤的國土上挺起脊梁。

一個最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人民政協呱呱墜地。

70年，彈指一揮間，中國已經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經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

面對全世界到處都可以買到的中國商品和隨處可見的中國旅游者，倫敦大學國王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克里布朗在他的新書《中國的世界：中國想要什么》中預測：未來10年，中國在世界舞臺的舉動將影響我們所有人。

令西方觀察家最感興趣的是：“我們和中國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很顯然，是政治制度。而在所有政治制度中，最具本質性和框架性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作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人民政協則是后者的重要機構。

有分析說，美國之所以孤注一擲地要和中國打一場“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貿易戰，背后的原因就是看不得中國的崛起，看不得由此導致世界秩序悄然變化的中國力量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這四句古詩可以用來形容當下的世界和中國。

2018年11月27日上午，中國政協文史館“人民政協光輝歷程”展迎來一批“特別”的老朋友——來自非洲41個國家駐華大使、高級外交官和非洲聯盟駐華代表。

南蘇丹駐華大使Duku說，看了展覽發現“中國的協商民主比之前想象得更好”，他希望能把這個展覽內容宣傳給更多的非洲國家。

埃及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NaglaaNaguib認為，“中國通過探索實踐找到了符合自己國情的道路，是否可以通過某種正式的方式把中國的發展情況和經驗介紹給其他發展中國家？”

這個想法也得到了贊比亞駐華大使Chibesakunda的認可，她說：“希望能通過建立一個平臺，讓非洲國家領導人可以了解中國發展背后的故事。”

……

和西方一些戴有色眼鏡的人不同，淳樸而友好的他們希望，“如同一支蠟燭點燃另一支蠟燭，世界會更加光明。”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70年里，我們做對了什么？站在一個歷史的關節點上，我們有必要用歷史的放大鏡和顯微鏡，對我們的成長年輪做一番梳理剖析，從中找到那些使我們得以成為我們的基因密碼，找到那些我們有理由自信從而必須始終遵循的東西。

二

人民政協不是一座“飛來峰”，它深深地根植于中國豐厚的歷史文化，產生于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斗爭。

70年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曾經被稱為“新政協”，這是和“舊政協”相對而言的。

1945年，歷經14年艱苦卓絕的奮戰，中國人民終于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取得了抗戰的勝利。

此時，沒有了日本飛機的中國天空卻懸著一個巨大的問號：中國向何處去？

8月28日，毛澤東以“彌天大勇”應蔣介石之邀飛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國共兩黨簽訂《雙十協定》，確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經過激烈的“爭吵”，終于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等5項協議。

后來的情況是我們今天都知道了的：一心想搞獨裁的蔣介石撕毀了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悍然發動了全面內戰。

內戰的結果也是我們今天都知道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的支持下，以“小米加步槍”的人民戰爭打敗了國民黨蔣介石的飛機大炮，取得了基本的勝利。

這里所說的“人民”，不僅僅指的是在土改中分到了土地、把自己的兒子送上前線的翻身農民，還包括那些穿長袍的教書先生和青年學生、西裝革履的民族工商業者，甚至包括不滿內戰、對獨裁者反戈一擊、最終投向人民的國民黨起義將領。

那么，新的中國到底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

中國共產黨人并不是歷代農民起義領袖，不是要實行“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

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并沒有現成的答案。

歐美國家的路已經被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證明在中國走不通了，蘇聯和東歐一些戰后新建的完全由共產黨一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和中國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

中國共產黨誕生伊始就帶著民主的基因，就把民主鮮明地寫在自己的旗幟上。

還在陜北的山溝溝里，中國共產黨人就開始思考并試驗，趕走日本帝國主義之后，中國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實行什么樣的國體和政體？在敵后各抗日根據地普遍實行的“三三制”政權，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以協商民主的方式進行政權建設的一種地方性試驗。

不僅如此，目光遠大的共產黨還把它看成“帶著推動全國建立統一戰線政權的性質”，“對于這種政權性質的明確了解和認真執行，將大有助于全國民主化的推動”（毛澤東語）。

毛澤東在邊區參議會上解釋了共產黨這樣做的原因：“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

這就是中國的基本國情。

政治制度是用來調節政治關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動國家發展、維護國家穩定的，不可能脫離特定社會政治條件來抽象評判。

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們要建立新政權，必須是“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三個樁，紅花雖好還要綠葉扶持”（毛澤東語）。

如果說紅花是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話，那么，綠葉呢？

毛澤東根據中國具體國情和時代發展的進程，創立了新民主主義學說，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思想。在籌備新政協的過程中，毛澤東又先后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明確回答了新中國將實行什么樣的制度等問題。

日理萬機的毛澤東在換腦筋休息時偶爾也會打打麻將。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劉斐代表國民黨到北平同共產黨談判，和談失敗后，是留北平呢？還是回南京？一次宴會上，他以麻將為題，試探著問毛澤東：“打麻將是清一色好還是平和好？”毛澤東想了想，笑著答道：“清一色難和，還是平和好。”劉斐豁然領悟：“平和好，那么還有我一份。”毛澤東的一席話終于使劉斐下決心留在了北京。

毛澤東反對“清一色”有著深刻的歷史洞察、政治考量和哲學思考：“我們自己要有主張，但一定要和人家協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來，要發揮各民主階級各人民團體的作用。工農聯盟是我們國家的基礎，但還要懂得去運用在此基礎上的廣泛的與非勞動人民的聯盟———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這樣動員起來的力量就會更多了。瑞金時代是最純潔、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時我們的事特別困難，結果是失敗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

“不要清一色”，這一思想為人民政協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根據。

“國事是大家的事。”大家的事就要大家來商量。

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25日進駐北平香山。從此，這個對外稱為“勞動大學”的幽靜去處一時熱鬧起來。根據《毛澤東年譜》記載，從這時開始，一直到9月21日新政協開幕，毛澤東先后接待了張瀾、李濟深、沈鈞儒、陳叔通、何香凝、馬敘倫、柳亞子、傅作義、鄧寶珊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原國民黨起義將領。宋慶齡先生從上海蒞臨北平，毛澤東率中共領導層全體親往車站迎接。

在此一年前的4月30日，中共中央發表了著名的“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這些人正是感于共產黨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片赤誠，面對著國民黨特務手槍和匕首的威脅，從國統區，從香港，匯聚北平。

這才有了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并且“宣布自己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10月1日，開國大典。和毛澤東、朱德一起并肩攜手走上天安門城樓的宋慶齡、李濟深、張瀾、沈鈞儒、陳叔通等各黨派各民族各人民團體各方面代表人士，一起“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政協名稱的確定：此前，為了區別1946年召開的“舊政協”，故定名為“新政協”。后接受周恩來的建議，在政協召開之前將“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人民政協”。

“人民”二字不僅僅是個簡單的稱謂，它嚴格地規定了這個組織的性質，規定了由此誕生的新政權的基本性質和基本定位，規定了我們要實行的民主是人民民主。

人民，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是剛剛升起的五星紅旗上圍繞在大星周圍的四個小星。

三

1959年國慶前夕的9月18日，《人民日報》頭版的一篇新聞轟動了國人，也轟動了世界：共產黨中國對“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戰爭罪犯，關押十年而確已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這其中包括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原國民黨徐州“剿總”中將副司令杜聿明和偽滿洲國皇帝溥儀。

從1959年9月到1975年3月，共特赦了7批戰犯，其中有20多人被安排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

這些人都是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后來，他們都成為《蔣介石解決龍云的經過》《我的前半生》《軍統內幕》等一系列暢銷書的作者。

從此，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成為一項最富有政協特色和統戰特色的工作，曾經在社會上產生過長久而重要的影響。

這是第二屆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的一個極具前瞻性的天才構想。

這件事也反映了人民政協角色的轉換。

此前，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至此，作為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以圓滿完成其歷史使命而載入史冊。

那么，有了全國人大之后，政協還要不要保留？人民政協的重要基礎——民主黨派有無存在的必要？以什么方式存在？發揮什么作用？這同樣是存在于人們心中的疑問。

疑問的產生也由于這種組織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社會主義陣營里都沒有現成的答案。

其實早在協商建國完成之后就發生過類似民主黨派還應存在與否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一些民主黨派認為已經完成歷史使命，有的已經解散，有的正在醞釀解散。1949年12月，救國會自行宣布光榮解散；民進也準備召開大會解散；九三學社也準備醞釀解散；1950年農工黨也發生了廢存的爭論。

中共中央緊急叫停。

1950年2月，毛澤東明確表示，民主黨派不能解散，不但要繼續存在，而且要繼續發展。

他對中央統戰部負責同志指出，要向大家說清楚，從長遠和整體看，必須要民主黨派。認為民主黨派是“一根頭發的功勞”，一根頭發拔去拔不去都一樣的說法是不對的。從他們背后聯系的人們看，就不是一根頭發而是一把頭發，不可藐視。

為此，毛澤東后來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說：“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他還用風趣的“毛式”語言說，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周恩來更明確地說：“我們黨的壽命有多長，民主黨派的壽命就有多長，一直要共存到將來社會的發展不需要政黨的時候為止。”

這首先也還是一個國情的問題，也涉及一個民主政治學中多數原則和兼顧少數的關系問題。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來說，如果是簡單按照普選的方式，按照人數來選舉和表決，結果可想而知。

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夕，有些民主黨派人士有顧慮，他們擔心經過普選人民代表會把自己選下去。

“一人向隅，舉座為之不歡”。

那么，怎樣才能既尊重多數、又能照顧少數人的利益和權利？

后來在選舉人民代表過程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所占比例以及對他們的安排。

此外，還有什么更好的辦法？

于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做出一個在世界政治史上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決策：為了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也為了讓各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更好地發揮政治協商、民主監督作用，在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后繼續保留人民政協。

這項決策的政治學意義在于破解了選舉民主難以保護少數人民主權利的問題，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了不起的政治杰作。

在共產黨的幫助下，各民主黨派召開了代表大會，宣布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積極參政議政。各民主黨派還鞏固和發展了自己的組織，1955年民主黨派成員總數39000人，比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1000人增加了兩倍多。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對人民政協的性質、定位等重大問題發表談話：“主要的問題是政協的性質問題，是國家機關還是人民團體？”他明確指出：政協不能搞成國家權力機關，“那就會一國二公，是不行的。”

那么，不是國家權力機關是不是就是地位的降低？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也不是國家機關，但它的作用不因此而降低。

第一屆政協主席是毛澤東，從第二屆開始，他被推舉為名譽主席；第二、三、四屆政協主席，是民主人士所熟悉的“周公”——周恩來。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人民政協的地位崇高。

自此以后，人民政協作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時存在，成為我國人民民主制度的一大特色。它的主要職能是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

毛澤東歷來看重民主監督的作用。

還在1945年7月4日，古城延安的一個窯洞里，毛澤東就對來自大后方的民主人士黃炎培關于“中共如何跳出興亡周期率”的疑問做出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次史稱“窯洞對”的談話所闡述的觀點成為民主黨派和人民政協存在的理論依據。

從195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12年間，全國政協共召開8次全體會議，對國家和社會生活中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充分協商，討論通過了農業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公私合營的有關規定、漢字簡化方案、建立寧夏回族自治區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草案、兵役法草案、人民幣發行有關問題的決定以及戰犯戰俘處理問題的決定等。

到1964年末，人民政協已發展建立各級地方委員會1077個。

后來的人們公認，新中國成立后17年中國的發展是翻天覆地的。這與當時經濟和政治的雙重進步密不可分。

四

去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我們通常稱呼鄧小平同志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除了這個“民間”的“職稱”之外，他還有一個重要的正式職務———全國政協主席。

鄧小平是1978年3月擔任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的。此時，他面臨的是十年動亂之后的爛攤子。

熟悉他的人都深知他的工作作風———舉重若輕。他的“起手式”出人意料、很不起眼——吃飯。

1979年1月17日，人民大會堂正在進行一場特殊的宴會。被邀請的是5位工商界老人：胡厥文、胡子昂、周叔弢、古耕虞、榮毅仁。

鄧小平主席“做東”。

“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談笑風生中，春風化雨。鄧小平用這種平實的方式，請曾經在舊社會商界叱咤風云的5位“老黃忠”再度出山。

用過去的話稱呼，他們都是“統戰人士”———民族工商業者，或者民族資本家。在舊中國，他們的產業曾經覆蓋了機械、鋼鐵、紡織、水泥等主要社會經濟領域。

鄧小平稱呼他們為“老同志”。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領導人和民主黨派人士一般都互相尊稱對方的字，如潤公（毛澤東，字潤之）、表老（張瀾，字表方）、任公（黃炎培，字任之）等等，“同志”的稱呼只用于黨內。

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變化！

就是在這次宴會上，小平同志明確表態：“要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這也包括他們的子孫后輩。他們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沒有繼續剝削，資本家的帽子為什么不摘掉？”

5個月后，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開幕會上，小平同志致了著名的開幕詞，并代表黨中央正式宣布給廣大原工商業者“脫帽”（脫資產階級之帽）、“加冕”（加勞動者之冕）。

同時，被摘掉“臭老九”帽子的還有知識分子：“我國廣大知識分子，包括從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覺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根據新中國成立幾十年以來的階級結構的變化，鄧小平做出了石破天驚的斷言：

各民主黨派“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

各界政協委員、許多民主黨派、知識分子欣喜若狂、一時淚奔。

階級結構的變化，必然引起統一戰線的變化。

他斷言：

“統一戰線仍然是一個重要法寶，不是可以縮小，而是應該擴大。它已經發展成為全體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最廣泛的聯盟。”

“人民政協作為統一戰線組織，任務是十分光榮的，工作是大有可為的。”

在鄧小平的親自主持下，人民政協的性質和作用被莊嚴載入憲法，第一次為人民政協的合法存在和作為提供了根本大法的保證。

從此，人民政協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五

在當代中國，有一個人們經常用的詞匯，叫做“政治生活”，從某種意義上說，政治也常常表現為生活。而文件上的規定，要落實到實際工作和生活中，還要做相當的努力。

一位在全國政協機關擔任部級領導職務的同志一次與同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同學閑談，對方問最近忙不忙，他說比較忙，對方脫口而出：政協又不打糧食，忙什么呢？

這種認識應該說普遍存在。

一個國家重大工程的決策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于政協的基本印象。

1919年，孫中山先生在用英文發表的《實業計劃》中，第一次提出了在萬里長江的上游興建大壩的設想。但在“山河破碎”的彼時，這也只能是設想。

1956年，毛澤東暢游長江，寫下一首氣壯山河的詞：“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但在“百廢待舉”的彼時，這也只能是豪情。

1988年，已經改革開放10年的中國此時已經有了把夢想變成現實的實力。于是，在中央決策層，興建三峽工程提上日程。

沒想到，既有贊成的聲音，也引來一片反對聲。

不少聲音來自政協。

1985年3月25日至4月8日全國政協六屆三次會議期間，167位全國政協委員對三峽工程問題單獨或聯合提出17件提案，建議緩上三峽工程。當年的五六月間，全國政協又組織考察團，實地考察了三峽地區，向中央提交了《三峽工程的論證應做出快上與緩上兩種方案的比較》的報告，列舉了投資、防洪、泥沙淤積、航運、發電、移民、安全七大問題。

這在新中國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中共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全國政協的意見和建議，作出新的決策和部署:由國務院主要負責同志率隊到三峽地區進行實地考察，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重新開展三峽工程論證工作，組織各方面專家進一步研究論證，重新提出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

此后，全國政協又多次組織對長江三峽的考察，很多人甚至直接參與了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的編寫。

正如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組長，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所指出的:“正是不同意見才促進了三峽工程論證的深入。提不同意見的同志都是積極的、認真的，出于愛國熱情和對人民負責的精神。”

1992年4月3日，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關于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

在人民大會堂表決的時候，代表們長時間的掌聲既是送給為三峽工程論證作出貢獻的人們，也是送給“反對者”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也是“貢獻者”！

這是遠比“打幾斤糧食”重要得多的事，是大國重器。

政協的地位，在政協委員這樣一次次的“有為”中得到提升。

2019年兩會期間，人民政協報組織了大國重器的大型采訪報道，人們發現，如今已經成為中國“名片”的大國重器，如高鐵、大飛機、殲20、5G、量子衛星、航天工程等建設過程中，都能看到政協委員的身影。

這種局面的出現，政協一項新職能的增加功不可沒。

1995年1月，全國政協八屆九次常委會通過了《政協全國委員會關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規定》。從此，人民政協在以往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之外，又有了一項新的職能———參政議政。

這就解決了人民政協可以主動參與國是、擴大履職平臺的問題。

2006年3月，中共中央下發《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提出“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

這是中央層面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將以人大制度為集中代表的選舉民主和以政協制度為突出代表的協商民主相提并論。

“政治”日益成為人們的“生活”。

今天，一說到中國的民主，人們就會立即想到每年春天的北京，想到人頭攢動的人民大會堂的兩會。兩會代表和委員的總數為5000多人。而近幾年報名參加兩會的記者竟多達3000多人，其中外國記者超過1000名。這固然是由于中國的崛起令世界矚目，而另一方面，中國的兩大民主形式也已成為世界關注的一道政治風景。

六

在當代中國，“十八大”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對于人民政協也是如此。人民政協進入新時代，突出的一個特點就是，在國家大局中上到一個新高度，自身建設上到了一個新高度。

兩會已經成為中國的一道靚麗風景，為這道風景增添最靚麗色彩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每年3月4日，他都要到政協聯組討論會上和委員一起共商國是；每次他都要在政協這個平臺針對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發表一些新觀點新論斷新要求。加之，他時而俚語村言、時而引經據典，時而縱橫捭闔、時而風趣幽默，時而充滿哲理、時而平和直白的語言風格，令整個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人們都在這一時刻充滿關注和期待。

在黨的歷代領導核心中，習近平總書記對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視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近幾年以來，如果要問政協人對工作的感受，答案出奇的一致——忙；如果要問政協之外的人對政協的印象，答案恐怕也一樣——忙。

忙是因為黨中央對越來越“有為”的政協充滿期待，不斷壓擔子；忙是因為人民政協越來越受重視而充滿信心、樂于擔當。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這樣解釋：“人民政協處于凝心聚力第一線、決策咨詢第一線、協商民主第一線、國家治理第一線，是黨和國家一線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十二屆政協開始、十三屆政協又不斷豐富的雙周協商座談會就是一個讓大家忙起來的創舉。

以往，在政協系統一直有“年委員，季常委，月主席”之說。委員是政協工作的主體，大部分卻一年只能參加一次會議，政協工作怎么能活躍起來？全國政協辦公廳算了一筆賬：如果借鑒第一屆政協雙周學習座談會的形式并加以創新，每年舉辦20次左右，每次20名左右委員，5年就有2000名左右委員都有機會參加，幾乎相當于全國政協委員的總數。

如今，雙周協商座談會已經成為政協的一張“名片”。隨后，各地方政協紛紛效仿。

2018年，盛夏已過，暑氣未消，正是李清照老家濟南“最難將息”的時候。8月的一個下午，泉城熱鬧繁華的寬厚里街區金家大院前，里三層外三層圍了一圈兒的人。

最里面的都坐在小馬扎上，邊搖著蒲扇邊拉著呱（濟南話，“聊天”的意思），外面的人越聚越多，時不時有人插嘴說幾句，就沒準能謀上個內圈兒的“雅座”的待遇。

“啥節目還得都坐在馬扎上錄？”買菜路過的顏麗娟有著老濟南人的熱心腸和直脾氣，她擠進來的時候，大家正在談怎樣給“兩山夾一井”做個介紹的牌子。聽著有些解釋不太準確，顏麗娟忍不住插話了：“‘兩山夾一井’的山指的是大院的山墻，可不是兩座大山。”“俺打小就在這片街區住，住了小50年。現在周圍這些酒館小店，以前都是大戶人家的宅院兒，每個大院的爺爺奶奶我都熟悉。”

這是濟南市政協創辦的“商量”議政平臺的一部分。顏麗娟大姐參與的是“商量”的第九專題————《守望地名里的鄉愁》。

無獨有偶，全國許多省市政協都以“商量”、“好商量”、“有事好商量”為名，與當地電視臺合作搭建公眾廣泛參與的協商平臺。這些節目有一個“總策劃”，那就是——習近平。

“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涉及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體人民和全社會中廣泛商量；涉及一個地方人民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這個地方的人民群眾中廣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眾利益、特定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這部分群眾中廣泛商量；涉及基層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層群眾中廣泛商量。”這是5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人民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精彩論述。

濟南市政協主席雷杰轉到政協工作時間不長，一時還找不到感覺。“有同志就給我介紹，你好好讀讀總書記的政協65周年講話。我就看啊，一遍一遍地看，越看心里就越亮堂，越看就越坐不住：這不說得清清楚楚嗎？對了，就這么干，就拿總書記的講話當‘腳本’了！”

這些席卷中國城鄉大街小巷的“節目”，形成了一個被廣泛關注的現象——“中國式商量”。

所有這些創新，都源于人民政協的一個新方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

所有這些創新，都凝聚著習近平總書記對人民政協事業的新的戰略思考和謀劃。

1956年，雄才大略的毛澤東就豪邁地提出：“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1985年，以務實而著稱的鄧小平也講道：“到下世紀中葉……社會主義中國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們就可以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今天的中國早已經非那時的中國可比了。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打下的基礎上，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有220種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年均在30%以上。從舉辦大型主場外交活動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成為迄今為止體量最大、歷史最悠久、以非西方化的方式、最成功地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家。

與此同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卻陷入困境。這種困境，在經濟領域體現為實體經濟不振，在政治領域體現為調節無力，在社會領域體現為貧富差距拉大，在意識形態領域體現為虛偽性暴露，在國際關系領域，體現為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

這是全世界都樂于聽到中國聲音、中國方案、中國智慧的世界背景。

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講話中首次提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這其中就包括人民政協制度、中國特色政黨制度。

信心緣自：

“中國有96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56個民族，我們能照誰的模式辦?誰又能指手畫腳告訴我們該怎么辦?”

“人民只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參與的權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這樣的民主是形式主義的。”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縱觀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他們都不能解決國家治理體系和組織能力的問題，因為他們害怕民眾，拒絕民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放眼世界上的許多國家，他們也沒能解決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問題，因為他們把民主形式主義化，要么選舉時漫天許諾、選舉后無人過問，要么黨爭紛沓、相互傾軋；要么種族隔離、民族沖突，要么相互掣肘、內耗嚴重。

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一整套制度設計為“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提供了無限的空間和可能。

《中國大趨勢》一書的作者奈斯比特提出，中國正在形成和發明一種不同于西方的“縱向民主”。這種中國的新型民主模式的特色在于，能夠將政府自上而下的決策與人民自下而上的參政相結合，符合強調社會秩序與和諧的中國傳統思想，有利于保持政府穩定和政策的持續，不被競選所左右。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民政協事業，上升到一個新高度———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這并不是說，中國政治制度就完美無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發展了。制度自信不是自視清高、自我滿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

我們要向更加成熟、定型前進。

這是新時代人民政協事業的新方位新使命。

這是一條紅線，它穿起了十八大以來人民政協事業創新的顆顆珍珠——

在全國政協歷史上第一次召開政協系統黨的建設工作座談會，提出“兩個全覆蓋”———黨的組織對黨員委員全覆蓋，黨的工作對所有委員全覆蓋；

全國政協副主席全部出動，分赴各地指導；汪洋主席親自主持召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以夯實共同政治思想基礎；

采取一系列舉措，堅持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雙向發力，把凝聚共識作為政協履行職能的中心環節；

努力提高工作質量，夯實工作基礎，推動人民政協事業高質量發展；

召開遠程協商會，打造不落幕的履職平臺，走好網上群眾路線；

……

“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戰線理論、政黨理論、民主政治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偉大成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政治制度上進行的偉大創造。”

這是在昨天召開的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中央政協工作會議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人民政協事業的高度評價。

我們正在前進，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

“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70年前，當毛澤東主席在政協開幕會上說出這句話的時候，許多人淚水奪眶而出。

那是因為我們剛剛結束了100多年的屈辱，那是因為我們為此失去許多自己的優秀兒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兩年前，當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開幕式上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全場爆發出長時間熱烈的掌聲。

此時，我們已經不再流淚，因為我們每天都生活在這樣的氛圍里，每天都在感受著這一切，因為這就是我們自己心里的話。

“在這個歷史進程中，人民政協使命光榮、責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