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兩個多月來，香港受違法暴力事件沖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擰成一股社會正能量：我們冒雨集會，發出了“守護香港”“反暴力、救香港”的呼聲；我們積極撐警，給維護社會治安的警員們送上關心和支持；我們向全社會呼吁，止暴制亂，理性溝通，盡快恢復社會秩序……

此次違法暴力事件，以及此前的非法“占中”事件，是我作為全國政協常委參與政協履職工作、見證委員作用中，印象最為深刻的經歷。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港區委員有自身的特性，但無論是為內地建設建言獻策，還是在香港發揮雙重積極作用，愛國愛港，都是港區政協委員的根本和靈魂，是必要條件。

二○一六年三月十日，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這是唐英年在會上作《利用香港優勢服務國家“十三五”規劃》的發言。 新華社發

我2013年成為全國政協常委，但我對政協并不陌生。這得益于兩方面：

一方面，受父親唐翔千的影響，他是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七至九屆全國政協常委。1983年，全國政協設立了港澳同胞界，父親正是其中的一員。最初，我對父親參與政協工作的印象，是他每年春天會有將近20天回內地開會。后來，慢慢地，父親會給我們講國家的發展，講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改革開放以后，父親成為首批在內地投資的香港商人，曾創下多個第一。比如參與深圳的第一批補償貿易，在烏魯木齊創辦新疆第一家合資經營的天山毛紡織廠，在上海辦起第一家滬港合資企業上海聯合毛紡織有限公司，領取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第001號”上海合資企業營業執照，開創了上海合資企業的先河。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每年開完全國兩會后，父親都激情滿滿、喜形于色地給我們講改革開放的成果。他燦爛的笑容，發自內心的振奮，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可以感受到，他對國家發展充滿喜悅也信心滿滿。

參加第六屆全國政協會議時，香港還處于回歸過渡期。當時，父親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委員，參與了基本法起草和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及推舉委員會的工作，為香港順利回歸發揮了作用。對國家的熱愛，對香港的深情，是作為港區政協委員的父親給我的精神財富。另外，我的祖父唐君遠曾擔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如今，弟弟唐慶年是江蘇省政協委員。可以說，我們一家與政協有著不解之緣。

另一方面，我有過地方政協委員的履職經歷。我從小跟隨父母回上海看望祖父母，往來內地很平常。工作之后正趕上改革開放，我又追隨父親的腳步到內地投資。因此，我對內地的經濟發展、投資環境、生活環境等相對熟悉。但對內地政治體制有深入了解，還是從成為上海市政協委員開始。上世紀90年代的上海，正處于快速發展期。改革開放以來，上海雖然起步晚，但有后發優勢。上海與香港有很多相似、共通的地方，可以相互學習，有益互補。因此，在擔任上海市政協委員時，我針對當時的上海建設，如浦東開發、城市舊區改造、治理交通問題等方面，都積極建言要借鑒香港經驗。

2003年，由于擔任香港問責官員，我主動請辭了上海市政協委員。那一年，時任上海市市長韓正到香港考察學習香港交通管理的經驗，我作為財政司司長接待了他。

“你知道嗎？上海的交通擁堵問題非常嚴重。”韓正問我。

“我很清楚呀。”經常往來上海，并曾在上海市政協會議上建言解決交通擁堵問題的我回答。

那次香港之行，韓正考察了香港交通管理的方方面面。此后，在他的推動下，上海的交通擁堵問題得到有效緩解。香港經驗是否起了作用，我不敢妄斷。但作為曾經的上海市政協委員，用香港經驗建言上海發展的做法，讓我找到了參與政協工作的“門道”。

父親參與政協的經歷告訴我，愛國愛港是港區委員的根本。而上海市政協委員的經歷，為我參與政協工作積累了經驗。2013年，當我成為全國政協常委，我就像一個政協的“老兵”一般，投入到了新時期、新平臺的政協工作。此時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港區委員的作用體現得日益充分、日益全面、日益重要。大家已經成為愛國愛港隊伍的中堅力量，在特區和內地發揮著雙重積極作用，積極參與國家建設和香港社會事務。

2018年6月，我當選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在這個以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為主體的愛國愛港平臺上，我將團結、凝聚、組織好愛國愛港力量，進一步發揮政協委員的雙重積極作用，堅定支持“一國兩制”方針、捍衛基本法，支持特區政府和特區行政長官依法有效施政，為推進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改善民生和提高市民福祉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