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陳發虎擔任蘭州大學副校長時，定下一個規則：凡是在《中國科學》上刊發論文者，可享受在國際一流期刊發文的相應獎勵。很快，優質稿源紛至沓來，“不愁稿源”一度成為這家本土科技刊物的代名詞。

“要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首先要改變的就是評價體系！”前不久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等媒體集體采訪時，陳發虎再次提及往事，如今已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長的他認為，鼓勵最好的學術文章發表在本土刊物上，就應該從評價導向“下手”。

今年8月，中國科協、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聯合印發《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以下稱《意見》），明確提出我國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目標：“到2035年，我國科技期刊綜合實力躍居世界第一方陣，建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品牌期刊和若干出版集團……”

世界一流，本土科技期刊究竟還差什么？四部門再次發力，中國科技期刊又當如何補短板？如陳發虎所問，英國人有《自然》（Nature），美國人有《科學》（Science）和《美國科學院院報》(PNAS)，中國何時有屬于自己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就此進行了采訪。

不強反弱

《意見》開篇語即表示：我國已成為期刊大國，但缺乏有影響力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離期刊強國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如果從近些年我國科技論文的發展水平來看，本土科技期刊的“缺乏影響力”“不強”，似乎有些不正常。

中國科技期刊編輯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中國科學》雜志社總編輯任勝利向記者出示兩組數據——

截至2017年年底，全球正在出版的科技期刊約為4.2萬種，這些期刊由全球162個國家或地區出版。美國以出版8744種名列第一，占20.8%；其次為英國，出版5082種，占12.1%，中國位列第三，出版3529種,占8.4%。

這組數據更多反映期刊的數量，另一組以SCI和Scopus等國際知名期刊數據庫來衡量、基于專家評審和期刊論文被引用頻次等計量指標的數據，則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期刊的學術影響力。

數據發現，2017年度我國第一作者SCI論文數為32.39萬篇，占SCI全部論文的21.9%，相比之下，我國SCI收錄科技期刊的百分比，卻只占SCI期刊總數的約2%。

“我國科技期刊的這種現狀，與我國科研競爭力的狀況、科研論文的發文數量，是明顯不相匹配的。”任勝利說。

事實上，任勝利統計后發現，近年來，我國科技期刊越來越滯后于科研競爭力增強和論文產出的增加：2000年到2017年，中國大陸第一作者的SCI論文，由2.26萬篇上升至32.39萬篇，其中在中國期刊發表的論文，由0.92萬篇上升至2.57萬篇，年均增加970篇；而在海外期刊發表的論文，則由1.34萬篇上升至29.82篇，年均增加16753篇。

相應地，我國本土期刊對我國SCI論文的貢獻率，也由2000年的40.7%，下降至2017年的7.9%。

“從這些現象來看，我國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具有高度國際影響力的科技期刊數量還是太少，單刊發表論文的數量規模普遍不大。”任勝利說。

論文“越來越強”，期刊“不強反弱”的背后，還隱藏著這樣一個“公開的秘密”：我國科研人員的重要研究成果，大多愿意發表在國外，而重要期刊的全文數據庫，也基本都在國外，于是就形成了學術資源“兩頭在外”的被動局面。

用中國出版協會常務副理事長、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鄔書林的話說，在中國這個世界上規模最大、成長最快的科研成果發表市場上，形成了一個“期刊水平不高，造成大量高水平論文外流, 論文外流，又造成期刊水平下降”的怪圈。

評價異化

為何會這樣？

在任勝利看來，問題還是出在了評價體系上——科研評價以SCI為導向，加劇了我國科技期刊在優質稿源競爭中的不利地位。

具體來看，當前，國內不少科研單位甚至某些科研主管部門，在研究評價中過于強調SCI，并將SCI論文數量和影響因子指標化、數量化地置入評價體系或方案中，而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強迫性”地將我國的大量優秀科技論文引導到國外發表，使得國內科技期刊尤其是中文科技期刊的高水平稿源日益匱乏，很多科技期刊處于低水平運行狀態，陷入學術影響力低下與優質稿源缺乏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

相應地，在這種生態環境下，國內一些科技期刊不僅沒有奮起直追，反而“自甘墮落”，淪為“畢業論文”“職稱論文”的發稿工具。

去年，鄔書林在《科學通報》發文時提到類似觀點。他說，我國中文期刊雖然數量很多，但是應該清楚看到，大量學術期刊并沒有把“是否有創新內容”作為選擇標準， 而是主要成為研究生畢業、職稱晉升的工具。

“偏離發表創新成果——這個科技學術期刊的根本功能是要解決的關鍵問題。”鄔書林說。

在陳發虎看來，是時候制定政策促使國內最優秀的科技成果投到本國期刊上了。

來自《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18）》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年底，我國共有科技期刊5052種，但這5000多種科技期刊，卻有3232個主辦單位，4381個出版單位，平均每個出版單位出版1.15個期刊。

這是本土科技期刊“多而不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鄔書林說，“期刊出版部門條塊分割，力量分散，期刊出版小而散，編輯部就會‘小富即安’。”

任勝利也有同感。他告訴記者，科技期刊市場化程度不高，主管、主辦、地域等專屬性很強的界限到了需要打破的時候了。

出路何方

打造國際一流數字出版與傳播的平臺，似乎成了一個必然的選擇。

此次印發的《意見》里，就有多條舉措涉及數字平臺的建設，比如，建設科技期刊論文大數據中心、建設數字化知識服務出版平臺等。

任勝利說，國際主要期刊出版集團憑借多年的運行經驗和強大的資本作為后盾，在集群化、平臺化運營方面不斷推陳出新，在全球范圍內整合學術資源，做大做強，極力鞏固其競爭優勢。而我國只有少數科技期刊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數字融合出版與傳播，信息服務和傳播手段更是遠遠落后于國外同行，更缺乏在全球范圍內整合學術資源的能力。

當然，過去這些年，本土科技期刊也有過一些嘗試。任勝利說，我國也有不少科技期刊依托國外數據庫商或者國際學術出版平臺，在短時間內提升了期刊出版效率和影響因子，擴大了期刊的國際影響力，這被業界稱作“借船出海”。

然而，“借船出海”的問題是，國內學者刊發的優秀論文進入了國際出版商數據庫，必須付出高額訂閱費才能獲取。

陳發虎也認為，我國亟待打造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際化出版與傳播平臺。此外，還要積極推動開放出版，在他看來，這是本土科技期刊一次“彎道超車”的機會，畢竟在這個領域，中國和國際一流期刊處在同一起跑線上。

如何在國際舞臺上發出更為有力的聲音？陳發虎認為，除了鼓勵國內優秀成果投到本國期刊之外，也要推動我國科技期刊辦刊人員的國際化。

他說，擁有國際化的辦刊人才是科技期刊“走出去”的關鍵，可以聘請更多的外國學者擔任本國期刊的主編或編委，或同時聘請外籍專家擔任主編、形成雙主編辦刊模式，使得能夠獲得更多外國學者編委推薦的優秀國際論文。“這是我國多數科技期刊發展中的‘瓶頸’問題。”任勝利說。

此次印發的《意見》明確提出“全面提升科技期刊對全球創新思想和一流人才的匯聚能力”，要提高期刊的學術引領力和對高水平作者的吸引力，要采取多種形式加強編輯隊伍建設，創造條件吸納高水平國際編委和經營人才，提升出版傳播的核心競爭力。

在任勝利看來，這些對于我國科技期刊的發展都是極大的“利好”。

鄔書林說，提高我國科技期刊水平，既是中國創新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世界學術出版中心最早是在意大利，后來逐步轉移至法國、荷蘭和英國，現在變成了美國。下一個世界學術出版中心，會不會是中國？

他說，過去我國科研水平不高, 要期刊界辦高水平期刊是“難為無米之炊”,如今我國科研水平提高了, 再不考慮辦好科技期刊, 參與國際競爭, 就會喪失機遇。（記者 邱晨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