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風東漸：

耶穌會士與清宮玻璃風尚

公元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南巡抵杭州時，傳教士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將一件多彩玻璃球獻給康熙，另一位傳教士則呈上了望遠鏡、梳妝鏡和花瓶等物。按《熙朝定案》的說法，康熙對這些來自歐洲的玻璃貢品，大為贊賞。時隔數年，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造辦處玻璃廠開始籌建。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在1696年10月31日的一封信件中，提到了此事，并言：“在我們住所旁邊的一塊大的空地上，康熙皇帝正在建設一個漂亮的玻璃工廠；如果我們愿意接管，皇帝就把工廠給我們。遵照皇帝的旨意，紀理安神父承攬了此事。我請求你們立刻從我們優秀的玻璃工廠里選派一至兩名優秀的工匠給我們，這些工匠要具有幫助我們制造與歐洲同等水平的玻璃和水晶的能力，也能制造玻璃鏡面。同時選派一位精良的畫琺瑯工匠來。”

可以說，紀理安（Kilian Stumpf）不僅是玻璃廠的重要督建者，也是技術的核心掌握者，斡旋于歐洲工匠與清廷之間，將從中國各地選調的工匠培養成兼具東西方玻璃技藝的“大國工匠”，也引領了清宮的玻璃風尚。

首先，是光學玻璃的制造，主要用于數學和天文儀器。康熙的雄才，并不只在于文治武功，亦在于其對科學的執迷，從天文、地理到醫學、數術，皆取得卓越的成就。閑暇之時，常“與群臣論算數”，并主持纂修了《數理精蘊》，被譽為“初等數學百科全書”，現在通用的“元”“次”“根”“解”等術語的漢譯都是康熙之首創。康熙對歐洲的數學與天文，亦相當熟稔。出巡與征戰之路，常有包括傳教士在內的欽天監官員隨行。也因為如此，作為貢品的望遠鏡才引起了他的贊譽，蘇霖沛（Jose Suarez）嘗言，其“侍奉皇帝的工作就是為各種透鏡制造玻璃”。故宮博物院至今仍保存著數量可觀的天文儀器，多出于18世紀。

當然，大多數玻璃用在了器皿的制作上。如玻璃胎畫琺瑯，肇始于康熙時期，由清代造辦處首創。琺瑯以石英、長石、硝石、碳酸鈉等加上鉛、錫的氧化物，燒制而成，其與玻璃的熔點比較接近，燒造溫度難以準確把握，其難度也遠遠高于金屬胎或瓷胎畫琺瑯。按張榮的研究，故宮圖書館藏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琺瑯玻璃宜興瓷胎陳設檔案》所載“康熙款玻璃胎琺瑯牡丹藍地膽瓶”是目前所知康熙朝畫琺瑯的最早記錄（張榮：《清宮造玻璃器綜論》），而羅馬教廷特使鐸羅（Maillard de Tournon）則在1706年2月，得到了康熙皇帝御賜的畫琺瑯玻璃鼻煙壺（E.B.庫爾提斯：《耶穌會士與清朝的玻璃制造》）。雍正、乾隆時代，技術趨于成熟。清代的玻璃胎畫琺瑯制品，多系鼻煙壺、杯、盒等小件器物，旁及香爐、硯臺、水丞等文房雅玩，并成為清廷珍貴的御賜之物，展現了域外奇珍納入宮廷收藏所呈現對應交融的面貌。

方寸之間：

多寶格內的清宮玻璃器

多寶格是清代宮廷深具特色的典藏方式，即在設計精良的匣盒之內，巧妙地重置空間，層層疊疊的匣屜，深藏古今中外之奇妙珍罕物件。當中，也包括了數量可觀的玻璃器。

清代宮廷的單色玻璃，大多模擬天然寶石之色澤，并被賦予詩意化的名字，如“琥珀色”“蜜蠟色”“翡翠綠”等，雖是單色，卻深蘊“道法自然”的哲學思慮。套色玻璃則在不同透明度的胎體上，飾以四時花卉、祥禽瑞獸、吉祥文字等。如“霏雪地套紅玻璃二甲傳臚鼻煙壺”，玻璃地呈半透明，布滿雪點狀的結晶，若萬里層云，亦似千山暮雪，隱隱有玉之溫潤。圓潤的壺身上，嵌套著暗紅色的玻璃，一面是夏日的荷塘，芙蓉深秀，出淤泥而不染，荷葉則亭亭如蓋。另一面是舉起雙鰲的螃蟹，外形“蟬眼龜形腳似蛛”，姿態“怒目橫行與虎爭”，工藝精良，而隱蘊“連中科甲”的寓意，雖是民俗的題材，卻借由千精百煉、烈火焚燒的載體，而成為一種迥異的宮廷敘事。何種玻璃器能入選多寶格？大多出于皇帝的喜好。如金星玻璃，其深色胎體中閃爍著點狀、片狀或帶片狀流動的金色顆粒，點點流光，若“香爐紫煙滅，瀑布落太清”，最能引起詩意遐思，故將“銅鍍金嵌金星玻璃八方盒”納入。此外，西洋望遠鏡也并不少見，或配置懷表、羅盤，或純粹為便攜式望遠鏡，裝飾華貴之余，滿足了皇帝的獵奇之心與探索未知世界的“心之所向”。

18世紀的世界，正處在急劇變革的時代浪潮下，清朝雖有封禁國門的限制，仍不能阻擋歐洲人尤其是歐洲風尚的傳入，以耶穌會士為媒介，歐洲玻璃器在清宮大放異彩，即便是皇帝私密的寶物匣——多寶格，亦不免將玻璃器列為奇珍，經由揀選、組合，而營造出對世界的想象，博古融今，而兼納西方。雖時代賡續，貯藏更置，仍可反映18世紀中國與域外文化之交流。但清廷的玻璃技藝革新只限于文玩雅器的研發，只是材質上對天然寶石的替代，也隱蘊著清朝在下一個世紀，技術上的“后勁不足”。

（作者供職于杭州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