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奇跡”，同時創造了史無前例的減貧成就。中國長期中高速經濟增長是大規模減貧的主要貢獻因素。但是，非平衡增長的“涓滴效應”并未實現所有地區、人群獲取分享均等的發展紅利，仍有相當一部分低收入群體未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貧困人口識別有待精準，政策和公共物品提供的針對性有待加強。在此背景下，精準扶貧提出精準識別，因人因戶施策，因村提供公共物品，并將扶貧的思路從單一公平視角增加貧困戶收入，轉換為增長、發展和波動多重視角。此外，從全球視角來看，結合當今國際著名的“Sachs（薩克斯）和Easterly（伊斯特利）之爭”，精準扶貧有機融合了“大推動和小規模局部改革”的減貧策略，具有高度的科學性。

一、 精準扶貧的必要性

第一，精準扶貧的核心是提升效率。

在常見的討論中，許多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乃至社會公眾認為公平和效率及其對應的政策工具是相互對立、相互取舍的關系，將扶貧視為犧牲效率追求公平的工具。這一認識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貧困群體的態度，或是為了公平正義或是持著憐憫的態度。相應的，扶貧行動往往需要政府強有力的政策推動才能貫徹和落實，分享絕大部分經濟增長成果的少數群體也很少自發地去幫助窮人。從這個意義上說，認識上的誤區是阻礙經濟增長涓滴到窮人的“攔路虎”。為此，筆者迫切希望糾正這種觀點和認識，扶貧不僅是解決公平，更是提升效率的重要手段。

首先，精準扶貧有助于釋放農村潛在的勞動力，增加勞動供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精準扶貧對癥下藥：一是通過產業扶貧、異地搬遷、教育培訓等方式刺激農村貧困人口就業，增加勞動參與率；二是通過教育、健康扶貧等政策增加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以及基礎設施建設有利提高窮人所依附的資本的價值，從而提高這部分群體的勞動生產率，這對于經濟增長是具有顯著促進作用的。

其次，精準扶貧有助于提高貧困群體的人力資本外溢效應。當前，中國已經進入到一個高度的合作型社會，個人的勞動生產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其合作者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研究發現，在資本投入不變的情形下，同技能勞動者之間相互合作所創造的產出一般會高于高技能勞動者與低技能勞動者之間合作所創造的產出。另一方面，在勞動力數量固定不變的情形下，個人的邊際產出與其依附的資本有關。譬如城鎮勞動力工資明顯高于農村，發達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高于欠發達地區。這一差異的根源是人均資本存量差異，包括基礎設施水平、金融投資水平、教育資源等方面的差異。

所以，幫助窮人不僅是促進公平，更是效率提升。保障窮人的受教育質量和水平，給予每代人機會完成代際的流動和跨越，將有助于實現人力資本的不斷累積和增長，從而自然實現經濟的進一步增長。 

第二，精準扶貧打造五大發展理念下的新增長極。

從發展的角度來看，精準扶貧是助力五大新發展理念落地，變為普遍實踐的關鍵抓手。精準扶貧在促進共享發展之外，還突出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補齊短板”促進協調發展。按照邊際資本報酬遞減的規律，將投資向資本存量較少、基礎設施薄弱的地區傾斜，既有的投入會獲得更多的回報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相對更大。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Basu （2014）指出，政府實施財政保障和支持的措施有助于促進投資，降低投資風險，進而帶動經濟增長。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精準扶貧期間，政府通過保障有助于減貧的投資項目的落地，一方面能夠促進貧困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吸引更多的投資，進而增加投資對當地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進而縮小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以及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問題，促進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

二是遷出“窮山惡水”保護“綠水青山”。貧困人口的居住位置很多集中在山地、林地以及水源上游等地區。從扶貧的角度來看，這些地區本身缺乏人類維持生存的基本條件，精準扶貧通過易地搬遷政策，按照農民自愿的原則，在政府的統一組織下，搬遷到生活和生產條件較好的地區，有助于解決因地理環境條件惡劣引發的貧困問題。但從綠色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些地區同時也是國家劃定的重要生態功能區。經統計，貧困縣與生態功能區有90.05%的重疊，貧困縣城所在地與生態功能區有79.93%的重疊，實際重疊率介于79.93% -90.05%之間。而將這部分群體遷移出來并輔之以生態補償，實際上起到了保護生態環境安全的作用。可以說，精準扶貧起到了促進共享發展和綠色發展的雙重作用。

第三，精準扶貧是不可忽視的反衰退工具。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了一個臺階，明顯低于改革開放以來的長期增長績效，2015年經濟增長率跌破7%，2017年經濟增長率下降至6.8%，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按照凱恩斯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規律，在經濟下行時期，采取對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群體的支持政策，將有助于刺激消費。通過統計城鄉不同收入等級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的增長情況，筆者發現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速顯著高于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增速；低收入戶的人均消費支出增速顯著高于高收入戶居民消費支出增速，具有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在這樣的情形下，精準扶貧通過為貧困群體提供就業、增加社會保障力度，有助于增加這部分群體的收入，進而擴大農村貧困地區的消費，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從這意義上說，精準扶貧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的反衰退工具。

二、 精準扶貧的科學性

從全球視野來看，當今國際盛行的消除貧困的方式主要有兩大流派：一派是以哥倫比亞大學的杰弗里·薩克斯（Sachs）為代表，認為貧困的根源是“貧困陷阱”，主張實施 “大推動”策略以快速消除貧困。另一派是以紐約大學的威廉·伊斯特利（Easterly）為代表，認為貧困的根源在于“政府腐敗”，在信息不對稱和缺乏有效激勵機制情況下，“大推動”策略是低效率的，主張采取“小規模局部改革”策略，由“搜尋者”（如社會企業家、專業研究者等）通過經驗或反復的證偽實驗，尋找解決某個具體問題的答案，并通過項目數量、時間和空間的逐步累積以達到消除貧困的目的。在實踐上，“小規模局部改革”策略主要是一些學界“搜尋者”探索的解決方法。

從中國實踐來看，新時期的精準扶貧政策在結合基本國情的基礎上，有機融合了兩大流派的政策主張。精準扶貧一方面使用“大推動”策略對農業、健康、教育和基礎設施方面進行投資。另一方面發揮“搜尋者”的角色，例如因村、因戶派幫扶官員了解貧困戶的致貧原因和需求等信息；尋找與本地資源稟賦相適應且具有帶貧作用的產業；對外出務工人員提供交通補貼；對參與培訓的貧困戶提供補貼；為貧困戶、帶貧企業提供免息的小額貸款等等。

總而言之，以提升效率為核心的精準扶貧政策不僅能提升公平，而且在新發展理念下是潛在的新經濟增長點，一定意義上還具有反經濟衰退的功能，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有效途徑。且在具體做法上，精準扶貧吸收、融合、創新國際上盛行的減貧舉措，具有高度的科學性。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