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對中國香料進口意義重大

廣州進口史錄

對香氣的迷戀，是人類一種基于生理舒適而造成的愉悅心理。這種迷戀，也就造成了東西方對采購各種香料的熱衷。

當然，東西方社會對香料的熱衷有所不同，品種也有差異。古代經廣州港進口的香料種類繁多，既有一兩香料一兩金的龍涎香，也有大宗產品，比如胡椒、蘇木。

蘇木這種東西，到宋元之后逐漸成為重要的進口商品。圍繞著它的，又是怎樣的故事呢？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卜松竹

進口香料量大利高

廣東市舶太監鋌而走險被抓

蘇木原產印度、緬甸、越南、馬來半島及斯里蘭卡等地。在今天，我國云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福建和臺灣等地有栽培；云南金沙江河谷（元謀、巧家）和紅河河谷有野生分布。它是豆科植物蘇木的干燥心材，味甘、咸，微澀，氣微無臭。中醫認為，它具有活血化瘀、消腫止痛的功效，常用于治療淤痛諸證。

明代蘇木的進口達到了高峰，其主要原因，可以歸結為這一時期海上絲路的高度發展；另一方面，中國人對蘇木效用及產地的了解也很重要。當時留下來的史料中，記錄蘇木的地方非常多。比如，明朝人申時行所著《萬歷明會典》，俞大猷的《正氣堂集》，都寫到它。洪武十年(1382)，爪哇貢物中，有胡椒7.5萬斤；洪武二十年（1382)，真臘貢物中,有香料6萬斤，暹羅有蘇木1萬斤；洪武二十三年(1390)暹羅貢胡椒、蘇木、降真等17.188萬斤。這些香料均是朝廷需要消費的高級珍貴品。據史料，僅太醫院一次就需要用香料5170斤。正統初年，內府供歲用香蠟達到3萬斤；弘治六年(1488)增至8.5萬多斤，弘治十六年(1503年)又增至20萬斤。

蘇木和其他種類的進口商品一樣，主要通過浙江、福建、廣東三個市舶司進入中國。其中廣東市舶司管轄的廣東口岸，又是最大的進口渠道。當時在廣東市舶司任職的市舶太監，為了博得皇帝的歡心，大力建設倉儲設施，集藏“海外珍異諸物”，以便隨時進奉。成化十九年（1483），市舶太監韋眷主持廣東市舶司時，就曾有“廣東布政司進官庫蘇木四萬四千六百余斤”的記載，量非常大。由于囤積太多，到成化、弘治年間，“椒木、銅鼓、戒指、寶石溢于庫”。這種便利條件和高額的利潤，令一些人利令智昏。嘉靖元年（1522），廣東市舶太監牛榮為獲得更多珍異寶物出賣獲利，竟然知法犯法，指使家人蔣藝山、黃麟等“私自收買蘇木、胡椒和乳香、白蠟等貨”，運到南京去賣給有錢人，結果被刑部發現。刑部將蘇木39.9589萬斤、胡椒1.1747萬斤沒收，判蔣藝山等人死刑。

最大的香料市場

育出豪富的香料家族

在近現代農業技術大規模推廣之前，香料長期是富裕階層才能享用的奢侈品。所以，唐朝政府把香料劃歸“禁榷”物資之列，由國家統制。宋代也因香料“利最博，故以官為市”。凡載有香料的船舶進港，“非出于官庫者不得私相市易”，即通過官方壟斷經營，獲取超額利潤。有資料顯示，南宋時期，香料的進出口額占了整個國家額度的四分之一，可見當時人們用香的繁盛。宋代宮廷中還設有“香藥庫”，專門負責管理外國的進貢之物以及市舶而來的香藥、寶石等奢侈品，其負責官員為“香藥庫使”，約為正四品官員。

古代進口的香料由于來源地的緣故，阿拉伯商人在貿易中居于重要地位。不少人因為買賣興隆發了大財，有的甚至因此飛黃騰達。如南宋時曾任泉州市舶司的蒲氏家族，即世代以香料為主業之一。家族先祖據說亦曾在廣州從事香料貿易。岳珂在《桯史》中記載：“番禺（今廣州）……其最豪者蒲姓，號白蕃人，本占城之貴人也……而大富盛甲一時……堂中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貫于棟，曲房便榭，無論也。”

明清時雖然有海禁政策，但香料的進口仍然沒有停止。約在明中期以后，葡萄牙人也成為香料進口的主要經營者。葡萄牙商船以侵占的滿剌加（今馬六甲）為依托，頻繁往來于澳門及南洋群島、馬來半島、印度洋沿岸港口之間，向中國輸入了大量的生活用及調味用香料。

16世紀至19世紀初，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場，東南亞大部分香料都銷往了中國。中國、歐洲和東南亞商人都忙于香料貿易。16世紀中國進口胡椒最多時每年5萬袋，約2000 噸，約占印尼胡椒總產量的5/6。荷蘭、英國、美國還從廣州運載中國香料回國。如1685年，英人格勒曼擔任“倫敦號”和“武斯特號”的第一大班，用公司賬號購買商品回英倫投資，其中就包括大量的香料。1704 年“肯特號”從廣州黃埔返回倫敦，貨物當中也有大量的香料。有學者評價：“不知不覺中，廣州成了名副其實的早期東南亞香料的集散中心”。

從豪富到民間日常

香料真正融入生活

中國古代的著名文人們大多歌詠過香。而對外來香料的歌頌，比較多地出現于唐宋之后，這是和進出口貿易的結構有關的。僅以唐朝為例，王維、杜甫、李商隱、劉禹錫、李賀、溫庭筠等都寫過不少這方面的詩。如王維“少兒多送酒，小玉更焚香”，李白“橫垂寶幃同心結，半拂瓊筵蘇合香”，白居易“對秉鵝毛筆，俱含雞舌香”，杜甫“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宮淑景移”。宋代蘇軾、黃庭堅、辛棄疾等也如是，而且他們還比前朝更進一步，喜歡自己動手制香。蘇軾曾專門合制了一種“印香”（即調配的香粉），還準備了制作印香的模具、檀香木刻等送給蘇轍作為壽禮。黃庭堅、陸游也常合制香品贈送友人。

學者劉祥學指出，明代海外香料來源的地域范圍不斷擴大，香料貿易線路不斷向西延伸，鄭和下西洋之前，與明朝建立朝貢關系的主要是周邊亞洲國家，進貢香料的則主要以東南亞國家為主。鄭和下西洋后，香料貿易隨之向西延伸。鄭和率領的船隊，出使到哪里，香料貿易就延伸到哪里。隨著鄭和的遠洋開拓，印度洋北部地區諸國所產香料遂通過朝貢、私人貿易流向中國。

隨著國外進貢的胡椒數量越來越大，明廷國庫積聚的香料越來越多。明英宗正統初年，一次即敕“南京守備太監王景弘等于官庫支胡椒、蘇木共三百萬斤”。至明武宗時，明廷開始對滿剌加、暹羅、爪哇等國輸往明廷的胡椒、蘇木等香料，公開征稅，刺激了廣東沿海一帶香料走私貿易發展，如廣東布政司參議陳伯獻稱：“嶺南諸貨出于滿剌加、暹羅、爪哇諸夷，計其產，不過胡椒、蘇木、象牙、玳瑁之類，非若布帛、菽粟，民生一日不可缺者。近許官府抽分，公為貿易，遂使奸民數千駕造巨舶，私置兵器，縱橫海上，勾引諸夷，為地方害，宜亟杜絕。”

至明末時，廣州一帶的海外香料貿易仍十分興盛。時人屈大均稱，“廣州望縣，人多務賈與時逐，以香、糖、果、箱、鐵器、藤、蠟、番椒、蘇木、蒲葵諸貨”，“南走澳門，至于紅毛、日本、琉球、暹羅斛、呂宋，帆踔二洋，倏忽數千萬里，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贏利”。

當然，香料作為貿易商品，其進口數量的多寡主要還是由市場本身的需求決定的。宋元以來，香料進入平民的日常生活，市場需求極大，香料供不應求，這是國外香料源源流入的內在驅動力。所謂“胡椒、蘇木之屬，民之所資也”。

有學者指出，香料作為世界性商品，無意間充當了聯通中國和世界的角色。雖然總體上看，古代香料的流動以從西洋、中亞地區以及南洋各國流向中國為主，但產自中國的麝香、丁香等香料，也流向了其他國家。這是一種雙向互動的交流，是人類歷史上的壯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