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周全  獅子圖  絹本設色  123×198厘米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明代繪畫中宮廷繪畫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特別是在嘉靖以前，宮廷及浙派繪畫占據了當時畫壇的主導地位。不過遺憾的是，雖然存世明代宮廷繪畫總量并不少，但對大多數宮廷畫家的生平情況我們都缺乏了解。這一方面是因為歷史上的宮廷畫家絕大多數是職業畫家出身，大多不進行詩文創作，沒有留下自己的詩文集，缺乏畫家本人的文字資料。同時，多數職業宮廷畫家與文人士大夫之間缺乏交集，除繪畫作品外，他們的生平情況也較少為當時的文人士大夫所記載。因此，除少數宮廷畫家在畫史著作中會有一些簡略記載外，絕大多數宮廷畫家的具體生平情況難以考索，這給判斷這部分畫家存世作品的創作時間、創作背景、表現內容等帶來困難。

周全是明代中前期較知名的宮廷畫家，一般繪畫史著作中在涉及明代宮廷繪畫史時大多會提及其作品，由于畫史各書對周全的介紹均極其簡略，故對其相關情況所知不多，甚至對其大致活動年代也有不同說法。相關畫史著作中，最早提及周全的是成書于正德時期的韓昂的《圖繪寶鑒續編》，但僅有五字“周全，工畫馬”。〔1〕知其以畫馬聞名。其后明末清初的幾種畫史著作如《畫史會要》《明畫錄》等記載亦完全相同，當均源于《圖繪寶鑒續編》。明代以畫馬聞名的畫家不多，但周全之馬在明代卻頗有影響，李開先的《中麓畫品》將周全的馬與李鰲的貓犬，劉節的魚，劉俊的人物及倪端、謝環、王諤、王世昌等人的山水列在第六等中〔2〕。隆慶時王勣所編《類編古今畫史》亦記載：“李鰲貓犬，周全馬咸有名于時。”〔3〕另外，萬歷時朱壽鏞、朱頤厓的《畫法大成》記載周全“善馬牛”〔4〕，則其除善畫馬外，亦善畫牛。畫史對周全的記載均未涉及其生平情況。當代學者中，宋后楣曾根據《明實錄》的有關記載對周全生平做過簡略的介紹，特別是弄清楚了周全的卒年，但有關周全的生平及繪畫情況仍存在許多疑問之處。

一、 生卒年和籍貫

關于周全的卒年，宋后楣根據《明實錄》中的記載最早指出其卒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5〕。《明憲宗實錄》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七月庚子載：

命故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僉事周全侄廣襲為指揮僉事。全，故司禮太監金英養子，初以軍功升錦衣衛百戶，以事降小旗調邊衛。后屢奉內旨歷升至都指揮僉事。至是全歿，廣為之后，求襲職。兵部言，都指揮流官，例不當襲，自指揮而下非軍功升授者亦不得襲，今廣揆之例宜令補小旗。奏上，特旨授指揮僉事。〔6〕

《明憲宗實錄》中的此處記載是有關周全生平情況非常重要的一條材料，不僅涉及其卒年，還涉及其家庭出身以及早期的一些情況。明代的武職分世官和流官，都指揮僉事以上為流官，指揮使以下為世官。流官不能世襲，世官如以軍功獲得則可以世襲。有些情況下雖非軍功獲得官職，甚至屬于流官，經皇帝特旨允許亦能世襲官職，周全即屬于這類情況。周全被允許官職世襲是在去世前一年的二月，據《明憲宗實錄》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二月癸巳記載，當天由太監韋泰傳奉圣旨：“都指揮僉事周全、指揮同知董永昌、指揮僉事殷順、劉節，正千戶李直、沈澄、王謙，副千戶張錦、吳立宗、趙瑛、李寬、朱俊德、吳璉、羅杰、董繼宗、高明俱與世襲。”〔7〕這些被憲宗準許世襲的武官都是供奉于御用監的匠官，其中多數是宮廷畫家，另外也有書畫裝裱匠。

周全歿后，其侄周廣請求襲職，主管武職襲替的兵部認為，都指揮僉事一職屬于不可世襲的流官，且周全并非以軍功獲得官職，故表示反對，僅同意周廣按例遞補為沒有品級的最低級軍官“小旗”，不過明憲宗還是以特旨形式授予周廣正四品指揮僉事一職。

周全去世的準確時間應在成化二十三年的五六月間，至多再早一兩個月。雖然《明實錄》記載了周全的卒年和其出身情況，但并未提及周全的生年和籍貫。如從其系太監金英養子的角度考慮，金英或許會收養同鄉親友之子為養子，但金英實際上是安南人，永樂時平交趾，張輔將一批被閹割的安南幼童送進宮中，金英應屬其中之一，周全應非金英的同鄉。關于周全的生年，筆者曾根據景泰七年（1456年）周全被授予百戶時35歲來推算他可能生于永樂末，并將其生卒年定為：約1421年至1487年〔8〕。不過關于其籍貫和生年，現在有了更為明確可靠的材料。

今藏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明代兵部所編《武職選簿》中尚存有周全官職襲替的檔案，其中記載了周全的籍貫和年齡。據《武職選簿·錦衣衛》記載：

成化十七年八月，周全，年五十六歲，遵化縣人，系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成化十七年八月十五日，早該司禮監太監覃昌傳奉圣旨：“周全升一級，錦衣衛帶俸仍舊辦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注本衛帶俸。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周廣，遵化縣人，系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僉事周全親侄，叔原系軍功升百戶，為事降小旗，節次傳奉欽升本衛指揮使至都指揮僉事，今病故無兒男，本人系親侄。奉欽依：周廣既不該承襲，著做指揮僉事，欽此。〔9〕

《武職選簿》是明代兵部記載全國各衛所軍官官職襲替情況的登記簿，內容包括軍官的籍貫、祖先獲得官職的經過及戰功、各代襲替官職的時間、襲替時的年齡、相關獎懲情況等等，其內容往往可與《明實錄》的記載相參照，并多有補充。上述有關周全的內容可以和《明實錄》的記載相互印證，并有所補充。《明實錄》關于周廣襲職的記載似乎表明周廣雖不具備襲職的資格，但在憲宗的堅持下仍然完成了襲職，只是官職有所降低。但據《武職選簿》所載明憲宗圣旨的原文，憲宗其實是同意兵部的意見，周廣不算襲職，而由憲宗另授其錦衣衛指揮僉事一職。當然，《武職選簿》記載中價值最大的部分是明確了周全的籍貫和生卒年。表明周全是明代順天府遵化縣人（今屬河北），成化十七年（1481年）時56歲，故周全當生于宣德元年（1426年），成化二十三年去世時為62歲，其生卒年為：1426年至1487年。另外還可知周全是周廣之叔，那么周廣應是周全兄長之子。《明實錄》記載周廣是在當年七月庚子襲職，《武職選簿》則在九月，相差兩個月，當以《明實錄》記載為準，因為此年八月憲宗即已駕崩，故憲宗當在七月允許周廣任錦衣衛指揮僉事，兵部在九月方才將此登記到《武職選簿》上。

二、 官職升遷情況

周全在畫院中的官職升遷情況宋后楣曾根據《明實錄》中的記載做過簡單介紹，不過存在一些疏漏之處〔10〕。依據《明實錄》以及《武職選簿》中的記載可以大體還原其升遷的過程。《明英宗實錄》景泰七年六月庚子載：

命張靖為正千戶，倪端、周全為百戶，靖等俱以匠役供繪事于御用監，至是官之，供事如故。〔11〕

這是周全第一次在《明實錄》中出現，他與張靖、倪端都是因畫藝而被授予官職，此年周全31歲。這也表明周全此前以“軍功升錦衣衛百戶，以事降小旗調邊衛”都在30歲以前，屬于其早年的經歷，這是他返回京城進入畫院后首次授官，也是第二次被授予錦衣衛百戶一職。

周全再次出現在《明實錄》的記載中已是二十多年后，《明憲宗實錄》成化十六年（1480年）十月丙寅載：

太監李榮傳奉圣旨：錦衣衛指揮同知倪端、張玘，指揮僉事宛亮，正千戶周全、副千戶袁林、劉俊、李璈，百戶趙福、府軍前衛指揮同知殷偕、百戶殷順、金吾右衛百戶董永昌俱遞升一級。〔12〕

已是錦衣衛千戶的周全與倪端、張玘等畫家又得到晉升，則在天順及成化前期周全至少還升遷過兩次，即從正六品的百戶升為從五品的副千戶，再由副千戶升至正五品的正千戶。

據《武職選簿》，成化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周全由錦衣衛指揮僉事（正四品）升一級，當升為指揮同知（從三品），此次升遷在《明實錄》中未見記載。成化二十一年閏四月乙酉，周全又一次出現在《明實錄》中：

命都指揮使倪端、張玘，都指揮同知殷偕、袁林，都指揮僉事劉俊、周全，指揮使李應琪，指揮同知董永昌、李璈，指揮僉事趙福、殷順、劉節、毛祥、李杰，正千戶蔣茂、張俸，副千戶高明、馬贇，大使張靖，副使杜林俱復全俸……全，太監金英義兒……夤緣造請，馴至優秩，頃以災異稍黜幸進，猶給半俸，至是旋復。自陳乞全給，戶部參究以覆詔復之，且諭后不為例。〔13〕

上述諸人大多為“以繪事進”的宮廷畫家，此年正月，因為發生“星變”的天象異常現象，憲宗下詔求直言，大臣紛紛上書批評時政，認為與憲宗濫用傳奉封官有關，故包括周全、殷偕在內一大批以傳奉形式授官的宮廷畫家被降半俸，直到閏四月方得以恢復全俸。《明實錄》同時記載了眾人的家庭出身情況，周全為“太監金英義兒”，此時他的官職已是從三品的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僉事。表明成化十七年八月以后到成化二十年年底前，周全的官職又至少升遷過兩次，即分別由指揮同知（從三品）升指揮使（正三品），再由指揮使升為都指揮僉事（正三品），后一次升遷官職品級未變。周全曾任錦衣衛指揮使一職雖不見于《明實錄》的記載，但可以從《武職選簿》的記載以及《射雉圖》上使用的“指揮使周全圖書”一印上得到印證，他任此職當為時甚短，前后可能僅一年時間。此后的成化二十二年二月被允許世襲官職，直到成化二十三年去世，未再有升遷。成化十六年以后，周全的升遷速度飛快，至去世前，在不到七年內升遷四次，從正千戶升指揮僉事、指揮同知、指揮使、都指揮僉事，并被準許世襲，可見成化后期周全深得憲宗寵賚 。

三、 關于早年情況的推測

關于周全30歲之前的情況，根據《明實錄》和《武職選簿》的記載，知其曾以軍功升錦衣衛百戶，后因事被懲罰，降為小旗并調邊衛。周全的養父金英是明代前期赫赫有名的太監，周全早年的經歷必然與其密切相關，根據金英的事跡，周全早年這段經歷亦能推測其大致的時間。

金英在《明史》中有傳，但傳文不長，其墓葬20世紀50年代曾經考古發掘，有墓志及買地券出土，結合以其本人名義所撰《圓覺禪師新建記》《圓覺寺碑記》以及《明實錄》中的記載，其生平大致清楚。金英系安南人，生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永樂時入宮，歷事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景帝五朝。金英在宣德、正統時權勢極大，尤其是宣宗朝深受寵賚，為司禮監太監，明宣宗還曾賜其免死詔。正統時太監王振得寵擅權，金英不敢與其相抗。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變后他曾與于謙等人一同反對南遷的動議，景泰初一度遭到禁錮，后被發往南京任職。景泰七年（1456年）六月初一卒于南京，享年63歲〔14〕。

周全雖系金英的養子，但對其在金英府中的地位不應估計過高，首先他不是金英指定的繼承人，從金英墓出土買地券來看，金英的繼承人叫金福滿，他跟隨金英赴南京就任，并作為金英的家屬出錢買地安葬金英〔15〕。另外，從周全并未改姓金來看，其在金英家中之地位似不及其他已改金姓的家人。在金英的家人中除了繼承人金福滿外，另有金善亦在錦衣衛中任職百戶，管理錦衣衛事的呂貴曾通過他向金英行賄，金善在金家的地位顯然也較周全為高，相比之下姓名可考的幾個金英的家奴則多未改姓金。故周全雖系金英養子，但并非其家族的核心成員，應是其眾多養子中的普通一員。

當然，由于有這樣一位權勢顯赫的養父，周全早年的遭際必定與金英密切相關。作為宣、正時期聲勢顯赫的宦官，金英對錦衣衛有莫大的影響，錦衣衛中的一個校尉劉信作為金英的耳目常在午門外打探消息，后在金英的幫助下得以“冒升百戶”〔16〕。連管理錦衣衛事的署都指揮僉事呂貴因為害怕“調出失勢”，亦通過賄賂金英來得以免于升遷，以便繼續管理錦衣衛事。作為給予親近宦官的恩典，明代重要宦官的家人子弟多能寄祿于錦衣衛中，憑借金英的勢力，作為宦官家人的周全想要在錦衣衛中帶俸并不困難。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明實錄》的記載指出周全是以“軍功”獲得錦衣衛百戶一職的，這就與一般享受皇帝恩典而得以寄祿于錦衣衛中的宦官家人有顯著區別。明代制度，以軍功獲得的武職可以世襲，而僅以宦官家人身份寄祿于錦衣衛中則不能世襲官職，故“軍功”可以確保子孫后代都能穩固占有這一官職，這也是周全錦衣衛百戶之職的特殊之處。

至于周全是什么時候，憑借什么“軍功”得以獲得百戶一職的，雖然《武職選簿》和《明實錄》并未明言，但亦有跡可尋。明代襲替父輩軍職需滿15歲或16歲，周全生于宣德元年，故周全獲得百戶一職至少應是在正統中葉以后。同時，作為權勢顯赫的宦官養子，他也不太可能為獲得官職世襲而冒生命危險到北方邊境參加戰斗，事實上無需這么做也能達到目的。另外，考慮到周全是在錦衣衛中獲得軍功的，而錦衣衛屬京城的親軍二十二衛，永樂以后一般也不會去邊境作戰。故周全所獲“軍功”以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十月發生的北京保衛戰中最有可能。此年十月，錦衣衛指揮僉事呂貴升任署都指揮僉事，接替在西直門戰斗中負傷的都督同知、左副總兵高禮，成為北京保衛戰中的最主要的幾個明軍將領之一，與毛福壽共領一支重要部隊。〔17〕而呂貴與金英關系密切，周全所獲“軍功”多半與呂貴有關。對此有一條旁證，《明英宗實錄》正統十四年十一月甲午載：

兵部奏報效旗軍、舍人、余丁金善等三百八十余人各自備鞍馬，又征調有功，宜授以冠帶。命詳審授之，務合公論。〔18〕

兵部在北京保衛戰后列了金善等三百八十余人的姓名，屬于自備鞍馬征調有功人員，給予官員身份。金善也是金英的家人，應是金英的另一個養子，一年后他因為幫助呂貴向金英行賄又出現在《明實錄》的記載中，其身份已經是錦衣衛的百戶〔19〕。同屬金英家人的周全應當和金善一樣也在這三百八十多人的“有功”名單之中。

金善和周全參加北京保衛戰與金英直接相關。明英宗在受王振慫恿御駕親征前，特留其弟郕王居守，朝政由司禮監太監金英、吏部尚書王直、翰林學士高穀、駙馬焦敬共議〔20〕，金英是留守內臣之首。在“土木之變”后的北京保衛戰中，金英和興安是內臣中極力反對遷都的代表，二人怒斥徐有貞的南遷之議，并鼎力支持于謙，對團結皇室與大臣共赴國難，維護明朝廷社稷起到了重要作用。金善、周全等人參與戰斗應是金英的授意，也是其在政治上支持于謙反對南遷的具體表率。兩人應當跟隨呂貴，并因此獲得“軍功”，至于這一“軍功”的真實程度如何以及有否夸大則已無法查證了。

管理錦衣衛事的呂貴和金英關系密切，但在周全遭懲處降為小旗并被調往邊衛一事上，無論是呂貴還是金英都無法相救，顯然此事亦與金英本人相關，無論是金英還是呂貴，二人均已是自顧不暇了。金英曾數度犯事而遭懲處，正統二年四月和正統八年九月分別因私創塌店“霸集商貨”和“私芻牧與南海子及強奪民草”受到懲處〔21〕，但都對其影響不大，英宗網開一面，不久即又受到重用。兩次事件發生時間較早，特別是前一次周全尚未成年，與周全被貶邊衛應無關聯。

正統十四年北京保衛戰結束后，金英因事遭到多次彈劾，景泰元年六月還發生了其家奴勾結官府為其多支官鹽，征調民船運輸并打死船夫的惡性事件，其家奴李慶被處死〔22〕，家人郭廉、趙顯遭到謫戍邊衛的處罰〔23〕。涉及此案的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吳方大、鹽運司同知鄭崇、淮安府知府程宗、監察御史林廷舉等官員均遭到處罰〔24〕。不過金英本人卻毫發無傷，景帝對他頗為袒護，并未深究。如果不是因為發生了命案，那么僅僅是多支官鹽及濫用民船運輸肯定不會被深究。從其家奴李慶的囂張跋扈、地方官員的巴結逢迎以及都察院的包庇袒護上亦可以見金英勢力之大。這一事件是否和周全被處罰調邊衛有關，雖說不能完全排除，但可能性同樣不大，畢竟千里迢迢去南方運鹽，派一般的家奴去就可以了。當年十月，錦衣衛校尉劉信冒升百戶并為金英打探各類情報的事發，劉信被斬，但景帝對金英仍然未加處分〔25〕。十一月，又爆出金英的多件不法事項，包括收受錦衣衛指揮僉事呂貴和工部尚書石璞的賄賂，以及插手宦官和武官的升遷等等〔26〕。

其中值得關注的是呂貴賄賂一事，據《明實錄》記載，呂貴為錦衣衛指揮僉事并管理衛事，是具有重要實權的官員，北京保衛戰時他升署都指揮僉事，接替高禮領兵出征。北京保衛戰結束后，呂貴害怕因官職的升遷而被調出錦衣衛，從而失去管理錦衣衛事的權力，故通過金英的養子金善賄賂金英，得以順利辭去戰前所升遷的署都指揮僉事，仍官原職錦衣衛指揮僉事并理衛事。這一行賄事件發生的時間是在正統十四年十月，北京保衛戰勝利后不久〔27〕。

呂貴行賄時金善當尚未獲得錦衣衛百戶一職，還屬于自備鞍馬報效人員。呂貴對于金英的幫助及金善的牽線肯定有所回報，一個月后兵部在奏報自備鞍馬報效有功人員中，金善赫然列在名單中的第一位。這很可能是因為在填報隨軍有功人員名單中，地位最高的錦衣衛一般置于各位最前，而在錦衣衛呈報的有功人員名單中，呂貴顯然把幫助他行賄的金善放在了本衛名單的最前面。可以推測，作為金英的另一個養子，周全應當也在這份名單中。

呂貴在北京保衛戰開始前的正統十四年八月前還僅僅是個正五品千戶〔28〕，不過當其八月升至指揮僉事并管理衛事后地位迅速提升，十月的北京保衛戰期間又升任署都指揮僉事并帶兵作戰，已經是重要將領了。呂貴從錦衣衛千戶升指揮僉事并管理衛事與金英甚至王振有關已不可考，不過從他的種種行為看，顯然是善于鉆營之人。王振死后迅速和僅次于王振的權勢宦官搭上關系，這應與金英的家人金善、周全在其部下參與北京保衛戰有關。金善為呂貴積極斡旋，在金英的幫助下呂貴得以順利留任錦衣衛指揮僉事并繼續管理衛事。投桃報李，隨后金善等人就出現在有功人員的名單中。

景泰元年十一月，呂貴賄賂金英以及挪用營繕所的公家磚瓦來營建私宅一事暴露，其本人遭降職并調往邊衛，金善被處死，金英亦因此事及此前的一系列違法行為遭到懲處，被景帝處以禁錮。此前曾多次逃過處罰的金英何以突然失寵，究其深層次的原因，實與其反對景帝易儲有關〔29〕。

周全從百戶被降為小旗并被調至邊衛當與金英的失勢相關，對其處罰和他的頂頭上司呂貴一樣，他或在呂貴向金英的行賄中起到一定作用，或遭金善牽連，或因升百戶與呂貴有關而殃及，當然也可能與其他一系列金英的不法行為有所關聯，此時身遭禁錮的金英自身難保，對周全的處境亦無能為力了。

景泰中葉以后，景帝念及舊情，將金英發往南京，據其墓志是“以就悠閑”，推測應是擔任南京守備太監一職。其具體時間，陳學霖將其定在景泰三年五月景帝立太子而大赦天下之后，并佐以南京大理寺卿薛瑄不見金英的史事相證〔30〕，應大致不差。呂貴天順元年（1457年）八月已在南京錦衣衛中任職指揮僉事并管事，此前他奏請朝廷要求從北京選派通曉夷語的達官來南京幫助管理南京錦衣衛中的達官〔31〕，那么他當也在景泰后期被從邊衛召回，并和金英一樣發往南京任職。

景泰七年六月，已在畫院的周全被授予錦衣衛百戶，《明實錄》的記載明確表明此次授官是因為畫藝，并非軍功。說明此前他應當已從邊衛調回，至于調回京城的時間當與金英解除禁錮調往南京的時間大致相同，亦在景泰三年五月的大赦之后。他隨后進入御用監辦事，除了本身的繪畫技藝外，應仍和金英養子的身份有一定關系，宮中管事的宦官多系金英下屬，對其肯定多有關照。

四、 存世作品情況

周全比較可靠的存世作品有兩件，一為《射雉圖》，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一為《獅子圖》，今藏東京國立博物館。

《射雉圖》為絹本設色，縱137.6厘米，橫117.2厘米，繪郊外三人三馬射獵場景，此圖以人物山水為主，并非純粹的畫馬題材，但亦可從中略窺周全的畫馬水平。畫幅右下角有作者署款：“錦衣都指揮周全寫”，鈐“指揮使周全圖書”印。整幅作品屬于院體風格，較為精致細膩，圖中的人物和馬匹高度寫實，山石樹木頗有李唐遺意，在構圖上則并沒有采用南宋馬夏一類常見的邊角布局，采用中峰鼎峙，遠隔群山，近處安排人物，類似于與同一時期而稍早的李在山水的構圖，這一布局在同一時期的宮廷畫家倪端、夏葵等人作品上也能見到，符合景泰至成化間宮廷畫家常見的山水構圖范式。

圖中所繪三馬中相對較突出的是騎者胯下的白馬，頸短而身軀壯碩，四肢不長，屬于中國北方常見的蒙古馬，用筆細膩，體現了畫家扎實的寫實功底。《射雉圖》中馬并不突出，但亦能一窺其畫馬的水準。存世明代宮廷繪畫中，更純粹的畫馬作品有胡聰的《柳蔭雙駿圖》（故宮博物院藏）及《春獵圖》（私人藏）。《射雉圖》中騎者的衣著服飾、白馬的馬尾扎法與《春獵圖》中人物及馬匹近似，均戴大帽，一穿比甲，一著曳撒。圖中騎者一邊緊盯著前方驚起的兩只野雉，一邊從身后站立的侍從手中接過羽箭，準備彎弓射雉。從馬脖下裝飾華麗的攀胸以及侍者的恭順態度看，騎馬者當身份尊貴。

此前由于并不清楚周全的具體活動時代，多誤其為宣德時宮廷畫家，故曾有研究者認為《射雉圖》中的騎馬者或為明宣宗，但從周全的署款看，繪此圖時他已經官至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對照前述周全的升遷履歷，周全成化十七年八月才升至錦衣衛指揮同知，尚需升遷兩次方到都指揮僉事，即使考慮到他從指揮僉事升指揮同知僅隔十個月的飛快速度，其升至都指揮僉事不會早于成化十九年，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前周全去世，故此圖當作于成化末期，即成化十九年至成化二十三年上半年，所以圖中所繪人物絕非明宣宗。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圖中騎馬者并不蓄須，這也從另一方面排除了其為明宣宗或明憲宗的可能性。

《射雉圖》中的人物究竟是誰或可從畫上所鈐“御用監太監韋氏家藏珍玩”一印上做一推測。此印另見于殷偕的《海青擊鵠圖》（南京博物院藏），宋后楣曾指出此印當為韋泰所有〔32〕，雖然成化時期姓韋的高級宦官有數人，但以韋泰和宮廷畫家關系最為密切，成化后期頻繁由韋泰傳旨升授畫家官職，所以這個判斷應大體可靠。韋泰在成化、弘治間頗受寵信，弘治二年（1489年）三月開始，《明實錄》開始稱韋泰為司禮監太監，韋泰大約于此年年初成為宦官機構中地位最高的司禮監掌印太監。御用監管理宮廷畫家，以成化后期韋泰多次傳旨升遷宮廷畫家來看，韋泰在升任司禮監太監前當為御用監太監，他應系“御用監太監韋氏家藏珍玩”一印的主人，也是此圖的第一個收藏者。

從圖上騎馬者并不蓄須這個細節來看，所繪人物很可能是一位宦官，此圖可能是畫韋泰行獵之景，由周全贈與韋泰，當然也有可能是應韋泰所請而作。如系贈圖，當有感謝韋泰對其照顧提攜之意，成化十六年后周全飛速升遷，除了憲宗的青睞，韋泰在其中也應起到了很大作用，成化二十二年允許周全官職世襲的圣旨即通過韋泰傳授，此圖有可能就在此后繪就。當然，考慮到周全和金英的關系，韋泰早年或也受到過金英的提攜，故對周全多有照顧。其上的署款與《獅子圖》上的署款有異，工整圓潤，屬明代館閣體書風，應非出于畫家之手，而系書藝供奉人員之筆。這在明清宮廷繪畫中常見，蓋職業宮廷畫家在書法上并不一定也同樣優秀，所以一些作品為美觀或慎重起見往往會請善書者代為署款。

《獅子圖》（圖1）今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絹本設色，縱123厘米，橫198厘米，署款為：“直文華殿錦衣都指揮周全寫”，鈐“日近清光”印。描繪了一只成年雄獅與三只小獅子玩耍嬉鬧之景。雄獅正視觀者，神情不怒自威，獅身上的毛發均以細筆一絲不茍地描繪出來。與對獅子的細膩用筆相反，作為背景的溪流、岸石以及松竹、藤蔓則用筆較粗，頗帶寫意筆法。此圖尺幅巨大，當時很可能是裱在宮中的大型屏風上，或在殿壁墻上作為貼落使用。

獅子曾廣泛分布于從希臘到阿富汗的亞歐大陸上，近代以后由于人類活動的影響，亞洲大陸上的獅子幾近滅絕，目前僅在伊朗和印度還有少量野生亞洲獅。獅子的分布往東不超過帕米爾和喜馬拉雅山脈，故中國本土并不產獅子。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西域地區的獅子以進貢的名義被運抵中國，成為絲綢之路上的一種珍稀商品。由于地理的阻隔，經過萬里跋涉而進入中國的獅子為數甚少，十分珍貴，且養于皇家苑囿中，普通人難得一窺。因此中國繪畫、雕塑中的獅子形象雖然是以真獅為本，但在保留獅子主要特征的同時，又在不斷演變過程中加入了中國藝術家的再創造，寄托了古人對傳說中這種能食虎豹的神獸的美好想象，與獅子的真實樣貌不免存在一定距離。

中國古代繪畫中近于真獅樣貌的寫實性獅子繪畫為數不多，以致見到此類作品時古人往往會產生詫異，甚至誤獅為獒。存世作品中，接近真獅形象的獅子繪畫主要集中于明清時期的宮廷繪畫中，但水平亦有高下之分。周全此圖對獅子的描繪具有高度的寫實性，特別是眼瞼、眉斑部位、軀干上的短細毛、前肢肘部的長毛及位于頭、頸、胸腹部位的鬣毛均刻畫入微，這在中國古代獅子繪畫中十分罕見，其細致程度遠遠超過了現存清宮繪制的一些獅子圖，代表了中國古代寫實性獅子繪畫的最高水平。

明代宮廷所豢養的獅子多由西域各國進貢而來，其品種主要是產自中亞地區的亞洲獅，也有非洲獅。明廷對進貢獅子一事頗為重視，往往回賜使臣及進貢國家數倍于貢物價值的物品，這既體現了中國和西域國家之間的友好往來，也屬于一種特殊的貿易。對于外國進貢的珍禽異獸，明代宮廷多會圖繪其形，目的是歌頌祥瑞和記錄史實，這類繪畫統稱為《瑞應圖》，現存此類作品中比較知名的是永宣時期的多幅《瑞應麒麟圖》，描繪了鄭和下西洋時帶回的長頸鹿。周全的《獅子圖》也是廣義的《瑞應圖》的一種，那么它所描繪的又是哪一次進貢呢？

明初永宣時期國力強盛，對外聯系密切，這一時期西域諸國頻繁貢獅。宣德以后西域貢獅一度中斷，正統四年（1439年）西域撒馬兒罕曾貢獅子皮〔33〕，這很可能是一次不成功的貢獅活動，獅子死在了路上。天順時曾有使者獻獅，但獅子中途死亡，亦未能抵京。

從《獅子圖》署款中周全的官職并結合其升遷情況，可判斷出此圖同樣當繪于成化十九年至成化二十三年間。據《明憲宗實錄》記載，成化十九年四月，“撒馬兒罕及亦思罕地面鎖魯檀阿哈麻等遣使貢獅子獻于朝。”〔34〕這次貢獅不僅成功將獅子運抵北京，時間上也正好在《獅子圖》的創作時間段內，無疑與此件《獅子圖》密切相關。時任兵部職方郎中的陸容對此次貢獅做了詳細記載：

成化辛丑歲，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予謂進貢禮部事，兵部不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時河間陳公鉞為尚書，必欲為覆奏，予草奏，大略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國，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為律，力言當卻之。如或閔其重譯而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于諸侯，《春秋》譏之，況以中國萬乘之尊，而求異物于外夷，寧不詒笑于天下后世！陳公覽之，恐拂上意，乃咨禮部。時則四川周公為尚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其狀只如黃狗，但頭大尾長，頭尾各有髵耳，初無大異，《輟耕錄》所言皆妄也。每一獅日食活羊一羫，醋蜜酪各一瓶，養獅子人俱授以官，光祿日給酒飯，所費無算。在廷無一人悟獅子在山藪時何人調醋酪以飼之，蓋胡人故為此以愚弄中國耳。〔35〕

據陸容記載，實際上成化十七年這對獅子就已抵達嘉峪關，其間經過使者來回往復，明廷的討論，加之獅子畏寒，隆冬恐不適宜運輸，故當憲宗決定派宦官去迎接并終于運抵北京時已相隔一年多了，所以《明實錄》《明會典》《明史》都將此事記載在成化十九年。雖然不少大臣對貢獅一事頗不以為然，但作為一種祥瑞之獸，獅子的到來還是引起憲宗的高度重視，對使者“厚加賜賚”〔36〕，使臣及飼養人員均被授以官職。《獅子圖》的繪制與撒馬兒罕的此次貢獅密切相關，此圖當是奉憲宗之命而作，繪制時間最有可能是在獅子剛運抵北京后不久的成化十九年五月至十二月間。

獅子是唯一一種雌雄兩態的貓科動物，母獅無鬃毛，幼獅與成年母獅相似而與雄獅有明顯區別。圖中所繪三只幼獅卻均繪有鬃毛，與真實的幼獅樣貌有較大區別，這并非周全疏于觀察所致，而是情有可原。西域使者所獻的獅子需經長途運輸，死亡率高，所以必然選擇身體狀況較好的成年獅子，一般不會選擇幼獅，成年雄獅頭、肩、胸部密布鬃毛，外觀較為威武雄壯，是首選。另外出于避免中國自行繁殖獅子以免危及獅子貿易的考慮，此次撒馬兒罕所獻的應當是一對雄獅，這從陸容記載該對獅子“頭大尾長，頭尾各有髵”上亦能得到證實。周全因為未親眼見過幼獅，顯然他是按照雄獅體貌特征繪制的，所以并不符合真實幼獅的樣貌。

由于中國不產獅子，而貢獅又為經馴化的雄獅，一般人無從得見雌獅及幼獅，往往誤以為雌雄獅子的外觀相同。這一特殊情況對中國的獅子形象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使傳統中國的獅子形象在外觀上雌雄不分。為區分雌雄，至少從宋代開始固定為雄獅戲球，雌獅踩幼獅的造型。遵循這一區分獅子雌雄的傳統范式，周全的《獅子圖》描繪的實際上應是“母獅”與小獅相戲，系《母獅圖》。因畫家不了解獅子雌雄異態的特點，故仍以雄獅的形象來創作母獅。

除了現存的這件《母獅圖》，當時必定還繪有一件《雄獅圖》作為對幅，這樣比較符合公母獅子成對陳設的慣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明人畫《狻猊圖》，與本圖構圖及用筆頗為相似，時代風格接近，用筆更為細膩，惟尺寸更大，此圖無款，鈐“廣運之寶”印。《狻猊圖》的繪制時間當也在成化末至弘治初年，應出自同一時期另一位宮廷畫家之筆。此圖為我們提供了周全《獅子圖》對幅《雄獅圖》的可能模樣，兩者尺寸上的差別有可能是裁割所致，不排除當時繪制了多件獅子圖的對幅，兩者分別保存下來。

除上述兩件較可靠的作品外，存世的一些佚名明代宮廷繪畫中可能還有一些是出于周全之手，或系其參與繪制的作品。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明宣（憲）宗馬上像》、故宮博物院藏《明宣（憲）宗宮中行樂圖》等。兩者清宮舊題均作“明宣宗”，不過現在學者的研究已指出二圖所繪實際上是明憲宗〔37〕。《明憲宗馬上像》繪憲宗騎馬射獵之景，憲宗身背弓箭，緊盯著前方蘆葦叢中正在起飛的一對大雁，似正要放飛手中的海東青。此圖題材與《射雉圖》相近，多有可比較之處，人物鞍馬精致，勝于點綴的樹石河流背景。從作于成化末年的《明宣（憲）宗宮中行樂圖》《明憲宗元宵行樂圖》（國家博物館藏）《明憲宗四季賞玩圖》《明憲宗御花園賞玩圖》（均私人藏）等中可以看到，憲宗晚年胡須更長，而《明宣（憲）宗馬上圖》中憲宗的形象較年輕，胡須也較短，在30歲上下，此圖大約作于成化十年前后，有可能是周全50歲之前的作品。

《明憲宗宮中行樂圖》等四卷表現憲宗宮中生活的長卷，其繪制時間根據《明憲宗元宵行樂圖》及《明憲宗四季賞玩圖》上的題贊，都應作于成化二十一年。現存這四卷總長度接近30米，屬于一較大的繪畫工程，當時創作的應還遠不止這四卷，涉及人物、山水、花鳥、鞍馬、界畫樓閣等不同畫科，必定是由擅長各個畫科的宮廷畫家集體完成。其中《明憲宗宮中行樂圖》第一段“射箭”，第三段“打馬球”均出現了馬的形象，特別是打馬球的場景，繪制了六位騎馬者，或飛奔，或駐停，馬球場地的屏風上亦繪制了六位騎馬打球者，作為官居高位且擅長畫馬的畫家，此段極有可能也是出自于周全之手。

五、 結語

駿馬的題材在明代宮廷繪畫中一直頗為流行，明初洪武時期的宮廷畫家馬晉臣畫過朱元璋的坐騎“飛越峰”，永樂畫院中的畫馬名家以韓秀實為代表，宣德、正統時則有鄭文英擅畫馬，學趙孟頫，且有作品存世。正統四年，英宗命畫家圖繪撒馬兒罕貢馬〔38〕，應出自其手。其后景泰、成化間畫馬則以周全為代表。從周全存世作品看，他不僅擅長馬、牛等走獸題材，人物亦佳。從《射雉圖》和《獅子圖》中的山水背景來看，其山水則稍遜，特別是與明代宮廷頂尖的山水畫家相比，如比他早的戴進、謝環、李在，和他大體同時的倪端、周文靖、鐘欽禮，以及略晚于他的吳偉、王諤、朱端，和他們尚有差距，其在畫史上知名度亦不及上述眾人。當然，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和周全可靠的存世作品不多，以及宋元以來更重視山水畫成就的觀念有關。

與傳統上更重視山水畫成就的評判標準不同，明代宮廷更重視人物畫的創作，某種程度上而言，重視花鳥（包括貓犬、馬牛等）亦更勝于山水，畫院中地位最高的宮廷畫家多是擅長人物或至少是兼擅人物的畫家，這從前引成化二十一年四月《明實錄》的一條記載中可窺見一斑。在因“星變”被降俸的眾多宮廷畫家中，排名最前、官職最高的六位畫家大多為人物畫家。其中倪端、張玘為正二品都指揮使，官職最高，均擅長人物，倪端還兼擅山水。其次是官職為從二品都指揮同知的袁林和殷偕，袁林擅長道釋人物，殷偕以花鳥聞名，不過從其父殷善有白描人物作品存世看，傳承家學的殷偕應也同時擅長人物。劉俊和周全官職為正三品都指揮僉事，劉俊人物山水俱佳，有不少人物畫存世，周全擅長馬牛等走獸，人物亦工。其他幾位畫家中，有作品存世或畫史有記載的包括官職為從三品指揮同知的李璈，正四品指揮僉事的趙福、殷順、劉節四人。四人中李璈是以貓犬聞名，趙福和李璈接近，其存世作品有犬和羊冊頁，不過他同時擅長道釋神像，也是一位人物畫家。殷順是殷偕之弟，擅長花鳥，有可能和其父殷善一樣同時兼擅人物，劉節則以畫魚聞名。

不僅是成化時期的畫院如此，在早期的永宣時期，重視人物、花鳥更甚于山水的這一現象就已存在。已知永樂朝官職最高的三位宮廷畫家徐英、韓秀實、商喜均擅長人物，官職雖然不高但深受成祖青睞的有郭純和邊景昭，郭純雖以青綠山水聞名，但同時也擅長人物，邊景昭則以院體花鳥聞名。宣德時期官職最高的還是徐英、韓秀實、商喜三人，但最受宣宗青睞的畫家則是謝環，也是人物、山水俱佳。這一現象的產生應和宮廷對人物畫有較多的需求相關，無論是帝后肖像寫真，繪制歷史故事以及殿堂壁畫、節慶裝飾陳列、信仰供奉，對人物乃至花鳥都有更多的需求，故人物、花鳥畫家往往更易得到升遷，僅擅長山水的畫家較難躋身高位。成化時期是明代畫院的鼎盛時期，同時服務于宮廷的畫家有數百位之多，作為其中極少數官職在三品以上的畫家，擅長鞍馬人物的周全在成化畫院中的地位不可忽視，他屬于最受憲宗青睞的少數十幾位畫家之一，更是明代中期畫馬的代表人物，存世明代佚名宮廷畫馬作品中當還有一些他的作品，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研究。（本文為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課題成果，課題編號19NDJC020Z）

附：周全年表簡編

宣德元年（1426），1歲。此年出生，較可能的出生地點是京城或遵化縣。

宣德七年（1432），7歲。明宣宗賜其養父司禮監太監金英免死詔。

宣德間（1426—1435），約此間為金英所收養。

正統十四年（1449），24歲。七月，瓦剌大軍進犯北部邊境，七月十七日，明英宗在王振慫恿下倉促決定御駕親征，留其弟郕王朱祁玉居守，朝政由司禮監太監金英、吏部尚書王直、翰林學士高穀、駙馬焦敬等共議。八月十五日，明軍于土木堡遇伏，全軍覆沒，英宗被俘。八月二十一日，皇太后召集群臣議戰守之冊，金英支持于謙，反對南遷動議。十月，瓦剌軍進犯北京，金英讓其養子金善等參加北京保衛戰，隸于署都指揮僉事呂貴麾下，周全可能和金善同時參加了北京保衛戰。瓦剌軍數戰不利，遂撤退，于十月十七日退出紫荊關。十月二十三日，呂貴擔心因升職而調出錦衣衛，從而失去管理錦衣衛的實權，遂通過金善向金英行賄，得以辭去戰前所升的署都指揮僉事一職，仍任原職錦衣衛指揮僉事。十一月十八日，兵部奏金善等三百八十余人，屬自備鞍馬，征調有功人員，均被授以冠帶。周全可能亦在此名單之內，以此獲得“軍功”，被授以冠帶。

景泰元年（1450），25歲。此年金英養子金善以北京保衛戰中的“軍功”被授予錦衣衛百戶（正六品），周全可能也在同時被授予錦衣衛百戶之職。六月十五日，都察院奏報金英家人李慶等人多支官鹽，并勾結淮安知府用六十余艘民船幫助運鹽，且打死船夫，建議判處李慶絞刑，但不敢涉及金英。刑科事中林聰為此彈劾金英及都察院官員，但金英等人受到景帝的庇護。十一月初四，金英通過金善收受呂貴賄賂以及其他多項違法事被揭露，金英遭到禁錮，呂貴被降職調邊衛，金善被斬。周全約在此時受到牽連，被降職為小旗并調邊衛。

景泰三年（1452），27歲。五月，景帝立其子朱見濟為太子并大赦天下，此時或稍后，金英得以解除禁錮，發往南京任職，周全約在此時得以從邊衛調回京城。

景泰七年（1456），31歲。六月初一，金英卒于南京。六月初二，周全以畫藝被授予錦衣衛百戶，同日宮廷畫家張靖得授錦衣衛千戶，倪端為錦衣衛百戶。

天順間（1457—1464），32歲至39歲。此期間升為錦衣衛副千戶（從五品）。

成化元年（1465）至成化十五年（1479），40歲至54歲。此期間，周全晉升為錦衣衛正千戶（正五品）。

成化十六年（1480），55歲。十月二十日，周全由正千戶晉升為錦衣衛指揮僉事（正四品）。

成化十七年（1481），56歲。八月十五日，周全由錦衣衛指揮僉事（正四品）升一級至指揮同知（從三品）。本年西域撒馬兒罕進貢的一對獅子運抵嘉峪關，要求明廷派大臣前往迎接。

成化十八年（1482），57歲。約是年，周全升錦衣衛指揮使（正三品）。

成化十九年（1483），58歲。是年，周全由錦衣衛指揮使升都指揮僉事（正三品），仍帶俸于錦衣衛。四月，撒馬兒罕進貢的一對獅子從甘肅運抵北京，憲宗命周全繪《獅子圖》。

成化二十一年（1485），60歲。正月，發生“星變”，周全與其他一批宮廷畫家被降半俸。閏四月，周全等宮廷畫家恢復全俸。約本年前后，周全為御用監太監韋泰繪《射雉圖》。

成化二十二年（1486），61歲。二月十七日，韋泰傳奉圣旨，周全等宮廷畫家被允許世襲其官職。

成化二十三年（1487），62歲。周全卒于此年上半年，其侄周廣請求襲其都指揮僉事一職，遭兵部反對。七月初三，憲宗下詔授周廣錦衣衛指揮僉事。八月，明憲宗卒。九月，兵部在《武職選簿》中登記其侄周廣任職事。

注釋略

趙晶   浙江大學藝術系講師

（本文原載《美術觀察》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