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980年8月26日所立，下一處是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政府于1998年10月立，下方在“內山書店舊址（1929-1945）”字樣后面增添了說明如下：“此店為日本友人內山完造所設，魯迅先生等中外文化人士常來書店讀書、聚會，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梁。”另一面墻上則有一塊鐵制牌匾，是1980年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將書店舊址設定為“上海市紀念地點”，旁邊一塊則有魯迅與內山完造頭像，說明文字分中日文兩種。中文說明是：“內山書店（1917年-1945年）是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內山完造于1917年創立的進步書店。初址在北四川路魏盛里，1929年遷至現址，三十年代的內山書店是上海左翼進步書刊的主要出售點和中日進步文化人士的聚會場所。魯迅、郭沫若、田漢、郁達夫、塚本助太郎、升屋治三郎、石井政吉等中日著名文化人士與書店有過密切聯系。同時，內山書店也是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聯絡點，曾保護和營救過魯迅、郭沫若、許廣平、夏丏尊等愛國文化人士。1980年8月26日，內山書店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為上海市紀念地。”此牌匾由上海市虹口區文化局于1998年10月設立。不知道為什么，這幾塊反復強調此處建筑重要文化意義的牌匾，讓我產生格外的好感，書店變銀行的擔憂似乎感受不到。

內山書店展覽室

我相信這是全中國最特殊的一家銀行，一進門可見一玄關，“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山陰路支行”十分醒目，但其下方卻擺放著一塊如門外墻面上的白色大理石牌面，仍在強調這里的出身是“內山書店舊址”。兩側大廳，都是關于內山書店的圖片展覽和介紹，與內山書店和魯迅有關的原版書刊陳列，相關主題的書籍專柜，等等，直觀望去，并不見有銀行蹤影。然而管理這間陳列室的又都是銀行職員。知我專門來參觀舊址，至少有兩位職員熱情介紹，方知這里從1949年開始就為銀行所屬，起先是人民銀行，后來變成工行山陰路支行。銀行十分重視書店舊址這一歷史，長期把保護、搜集、展覽、宣傳內山書店和魯迅作為重要工作。可以想象，也許正是因為早早變成了一家銀行，使這一建筑得以保存完好并整潔可觀。金融與人文結合，或者說，金融界為人文歷史做事無巨細的工作，此情可感。見我翻閱書架上的書籍，主人推薦說，再過兩個月，這里將會有一個更大規模的小型圖書館，到時可以來參觀閱覽。也是從這里的展覽序言里，我知道魯迅當年在拉摩斯公寓的住宅，是位于三層的4號。于是，出了書店舊址，我又返回到拉摩斯公寓，一路上到三層，見那4號房門依然緊閉，未知周姓住戶在此究竟有怎樣的居住感受。且原來剛剛見到的那位老嫗正是其隔壁，不過房門也已關上，讓我徒然駐足，遙想感慨一番卻滿足而去。

想起去年末的最后一天，我應邀到思南讀書會做講讀活動，期間第二次去了上海魯迅紀念館，也第一次參觀了近旁的魯迅故居，那是魯迅生命的終點站，也是成熟的魯迅紀念地。戴著耳麥，隨著人數限制的參觀者進入其中，解說員輕聲細語道出這里的種種，仿佛怕驚擾了房屋主人似的，讓人頗生感觸。是的，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內山書店舊址在專業性和保護力度上還不能和山陰路故居相比，但我又覺得，文化傳承的路徑并非只有一條，名人遺跡的保護也未必只有圈地封閉一種辦法。其實，讓周姓亦或其他姓氏的人仍然居住在拉摩斯公寓4號，讓景云里仍然住著打擾過魯迅寫文章的“牌友”們的后代，讓內山書店繼續開門營業，哪怕是由書店轉為銀行，未嘗不是一種保護方式。我在8月所見的這3處魯迅遺跡，并沒有讓我產生特別的失望和危機感，反倒有一種親切、自然和在此基礎上的感佩之情。試想，如果把這幾處全部都清場，再由文物管理部門負責管理修繕，維護運營，其人力和經費成本，其運行力度，未必都能像理想中要求的一樣。魯迅的生活以簡樸為基本特點，他本人當然可以自食其力，但絕非大富大貴。當年的景云里是沒有衛生設備的普通市民居住的地方，拉摩斯公寓條件略好，但空間窄小也是可以想象的。山陰路大陸新村9號是經內山完造努力運作而得以租住，條件是好了很多，有衛生間，也有了煤氣，但畢竟是租住日本銀行職員住宅，哪一天又需搬家都是說不定的事。由此說來，讓魯迅的遺跡既有重點保護，又讓更多的地方繼續在人間煙火中運轉，并非是一件壞事。如果遺跡處所的“舊址”“紀念地”等能得到居住者、使用者的尊重和呵護，那倒正成了一件值得稱道的幸事。在上海，還有一處魯迅藏書處，現在也是由一戶人家居住著，門口也一樣貼有文物保護的標牌，留待我下一次去駐足觀望。

如我們所約定的，次日在思南讀書會“魯迅的文化生活”活動上，我又看到坐在觀眾席中的魏先生。其間，我向他講述了前一天在多倫路的觀感，而且表達了我對上海以及虹口區為保護魯迅及現代文化所做的點滴努力。以目前情形看，幾處魯迅遺跡并未見有遭損毀甚至消失跡象，銀行擁有內山書店舊址不但是歷史形成，而且在保護與開發方面也做了許多令人欣慰和佩服的努力。當然，我也認為，城市文化的傳承，重在對其中的人物故事及其內涵的挖掘和弘揚，在于對其進行專業解讀。同樣在上海，我曾參觀過香山路上的孫中山故居。這里的建筑更宏偉，參觀人數更多。步入其中，展覽內容以孫中山個人經歷以及同宋慶齡的愛情為主。而此建筑，曾在1933年發生過一樁為后人津津樂道的逸事，那就是這一年的2月17日，宋慶齡在此接待了到上海進行旋風般訪問的英國作家蕭伯納。那一天，蔡元培、林語堂、史沫特萊、魯迅等滬上文化名人齊聚這里，熱鬧了從午間到下午的半天時間，產生了很多的故事和文章，留下了無盡的話題和紛爭，置身其間，魯迅與諸人士的合影情景猶然在目。我對此曾寫過一篇《一次“閃訪”引發的輿論風暴———魯迅與蕭伯納》的長文進行梳理。但我參觀孫中山故居時，發現展覽內容應該是沒有提及到此事。不是因為我熱愛魯迅才有此遺憾，而是認為，名人故居類的遺存，有故事就應挖掘。

我還想到，在北京，大約6年前吧，曾接受過一家報紙的采訪，就有關魯迅故居磚塔胡同61號面臨拆遷的傳聞發表看法。我以為，在中國，迅猛發展的城市化進程和悠久的歷史、豐富的文化遺跡以及燦若星河的文化名人印跡，相互間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關系，如何梳理、怎樣對待，這是現代化發展與傳承歷史文化過程中到處都會遇到的難題。我曾參加過全國政協有關保護歷史遺跡方面的一次座談會，專家們給出的建議也不盡相同。僅就應該修舊如舊，還是修舊如新，是否可以在遺跡的原址上重建，等等，大家看法不盡相同。我在滬上尋訪魯迅的經歷，也印證了我在會上提出的看法，古城鎮要保持人間煙火氣，又要保持本已脆弱的建筑原本面貌，的確是面臨諸多矛盾和挑戰。就要不要重建而言，也未必可一概而論。拆“破舊”建新“舊”肯定要不得。但不可否認，目前通過重建進而激活城鎮活力并帶來多重效益者不乏先例。要防止過度新建如“舊”，以新亂“舊”。應有尊重歷史、保護傳統的意識，又要有立足當代、科學統籌、活化利用的自覺。

一上午的獨自尋訪就此結束，魯迅在上海的身影又一次在我的腦海里清晰起來。正午的陽光更加耀眼，車窗外的景觀無論新舊，都讓人覺得親切而又生動。

（主講人簡介：閻晶明，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