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 李君如

建設好“一帶一路”需要兩條紐帶:一條是經貿紐帶,這是利益紐帶;另一條是文化紐帶,這是人心紐帶。只要以“發展”為最大公約數,用我們的真心實意把相關國家的利益和各國人民的情感結合起來,就能夠順利推進“一帶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5年來,不僅得到100多個國家、國際組織的積極支持和參與,而且引起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同時,我們需要進行深入的理論概括。這是時代和實踐提出的現實要求。

應運而生的決策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有沒有歷史必然性?這是我們首先要討論的。

首先,“一帶一路”的提出,是世界經濟大發展的客觀需要。

進入21世紀,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深刻凸顯了西方發達經濟體內部的矛盾。盡管美國“世界老大”的地位沒有動搖,但它正在試圖改變自由貿易規則來進一步保護所謂的自身利益。然而,世界市場經濟并不因為美國的轉向而終止前進步伐。在新一輪的全球化中,“一帶一路”倡議應運而生。

其次,“一帶一路”的提出,是發展中國家崛起的必然結果。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批發展中經濟體把握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發揮不同優勢,彰顯出強勁的發展活力和潛力,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作用不斷增強。在世界經濟50強中,發展中經濟體占了25個,形成半壁江山。在這樣的結構性變化下,出現了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共同推進經濟全球化的新態勢。“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在發展中經濟體日益活躍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獲得了廣泛響應。

最后,“一帶一路”的提出,是中國的明智選擇。

2010年,中國在經濟總量上正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經驗是一種示范;對于個別發達國家來說,中國的發展卻被認為是一種威脅。由此,促使中國進一步拓展新市場,推動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這是“一帶一路”提出的直接原因。

由此可見,“一帶一路”倡議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在世界發生歷史性大變動的趨勢中應運而生的,是一個順乎時代潮流、合乎發展規律的正確決策。這個“運”,就是世界經濟的發展及其背后社會化生產發展規律的作用。

形成四大新特點

自從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全面學習領會這些重要講話,認真總結實際工作的寶貴經驗,是推進“一帶一路”的根本保障。

一是,強調堅持“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基本內涵;二是,強調堅持“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新格局;三是,強調堅持“尊重各國主權,和各國發展戰略對接”的基本要求;四是,強調堅持“企業為主、政府推動、市場化運作,遵循國際通行規則”的基本做法;五是,強調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則;六是,強調堅持義利相兼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根本理念。

基于這些深刻認識,“一帶一路”正在推動經濟全球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并逐漸形成了許多新特點:

第一,海洋經濟和內陸經濟打通。經濟全球化生成于大西洋兩岸,拓展到太平洋兩岸。前幾輪經濟全球化大體是海洋經濟的全球化。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是在中亞大國哈薩克斯坦正式提出來的。這一地域特點意味著,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注重把海洋經濟和內陸經濟連接起來。

第二,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共主。“一帶一路”倡議反映了發展中經濟體崛起的客觀事實,順應了推進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客觀要求。新時代,發達經濟體在科技創新、資本運行和市場治理中,依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發展中經濟體憑借勞動力、能源、市場和產業優勢,日益發揮積極作用。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是新一輪經濟全球化在經濟主體上的新特點。

第三,信息化和工業化互動。“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工業化水平差距較大,前工業化時期的國家、工業化初級階段的國家、工業化中期階段的國家和工業化后期階段的國家并存。“中國樣本”的重要意義在于,以工業化帶動信息化、以信息化促進工業化,進而實現現代化跨越發展。

第四,市場與政府結合。中國的經驗證明,只要正確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就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大多數項目的落地都是在市場、政府的結合中推進的。可以說,這是新一輪經濟全球化在運行機制上的特點。

不是打造“后花園”

實踐中,“一帶一路”倡議也凸顯了許多需要認真研究解決的矛盾和問題。我們需要深化認識的是,“一帶一路”以經貿交流合作為重點,但又不能將其單純看作經貿問題。建設好“一帶一路”需要兩條紐帶:一條是經貿紐帶,這是利益紐帶;另一條是文化紐帶,這是人心紐帶。

“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人民,有些文化背景相近,也有一些文化背景不同。不同文化背景國家的交往不僅要以利相交,而且要以心相交。光有利益紐帶,沒有人心紐帶,不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不牢靠和不可持續的。對此,我們切不可大意。

對于我們和“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在歷史、文化、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差異,應當采取辯證唯物主義的分析態度。

首先,不同的國家存在不同的思想文化是必定的,這正是各國人民互學互鑒的客觀基礎。我們追求的不是建設“后花園”,而是各國共同繁榮發展的“百花園”。

其次,不同的國家之間有“不同”也有“同”,了解“不同”、關注“不同”,不是要放大“不同”,而是為了更好地“求同”。共建“一帶一路”,就是要堅持求同存異、包容不同。

再次,關鍵不是看有多少差異,而要看我們能不能做好工作。歷史上,有的文化和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是不同的,但有共同的利益,可以友好發展;有的文化和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是相同的,但存在利益上的分歧,也會有矛盾。

最后,只要以“發展”為最大公約數,用我們的真心實意把相關國家的利益和各國人民的情感結合起來,就能夠順利推進“一帶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

(本文為第二屆“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國際論壇上的發言稿,見報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