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醫學人文精神和醫學的溫度，我想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談一點體會。

■醫生的態度也可以治病

我10歲時得了猩紅熱，兩周后繼發嚴重風濕性關節炎和心包積液，住進一家小的私立醫院，昏迷三天后救了過來，除最嚴重時用過幾天青霉素外，沒有其他什么治療，護理卻十分周到，絕對臥床，連飯都由護士喂到嘴里。護士們都很喜歡我，一有空就輪著來給我講故事。60多年過去了，我還記得那張病床，那間病房，窗外的那幾棵大松樹，在那里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來自父母和家庭以外的溫情，護士們長什么樣很快忘記了，但她們卻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一片柔軟的地方，留下了一種特別的美、一種愛的美麗。哦，醫學是有溫度的！

后來我學了醫，1962年我考進上海第一醫學院醫學系，6年制。可惜學完3年基礎課，還沒來得及進醫院，就去參加一年四清運動，回來后又遇到“文革”，失去了所有學習臨床醫學的時間，僅在1968年初獲得過短短兩周的所謂“復課鬧革命”機會。記得中山醫院大內科副主任僅用4節課的時間給我們講完內科學總論，接著就分組去門診實習了，目的是學習物理檢查。就在那里我接診了從醫生涯的第一位病人，那是一位16歲的農村女孩，主訴長期陣發性腹痛。我按課本里的要求，望觸叩聽，從頭到腳做了全套物理檢查，足足用了一個多小時，沒有發現任何異常，由于沒有學過任何別的臨床課程，當然對診斷一頭霧水。把病人領到老師跟前，老師問了幾句，摸了一下肚子，馬上做出了腸道蛔蟲癥的診斷，給病人開出只有驅蛔靈一種藥的處方。帶女孩來看病的老伯伯臨別時對我千恩萬謝，說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醫生能為病人檢查得那么仔細那么認真，他對我說，這回孩子的病肯定能治好了。50年過去，當時那位老伯伯的笑臉和他真摯的謝意仍然留在我的心里，使我懂得醫生的態度也是可以治病的。

■病人的痛苦促進了醫生臨床能力的提高

1968年底，我被分配到陜西農村一個公社衛生院工作。當時病人問得最多的是兩個問題：“大夫，我的病你治過嗎？”“大夫，我的病你能治好嗎？”那時，我的回答常常是：我沒有治過；你吃我的藥試試看。結果，不少奔著“上海醫生”來的病人不再找我看病。而同事中有一位老醫生，僅在舊國民黨部隊當過幾天衛生員，常常告訴病人心臟有5級雜音，注射葡萄糖加維C就能治好，他的周圍卻總是圍滿著病人。慢慢地我懂得了，病人需要的不僅是醫術，還需要安慰和對醫生的信任。我不能騙人，但必須學會溝通，我漸漸學會了如何與病人說話。

與此同時，我拼命地工作和學習，只要有助于解除病人痛苦的事情，就竭盡全力去做。衛生院只有一間藥房、一間注射室和一間面積稍大的門診室，遇到中毒性痢疾、新生兒肺炎、消化不良導致嚴重脫水等嚴重患兒，我讓出自己的床，幾天幾夜連續觀察治療；沒有抽吸泵，我口對口把堵塞患兒呼吸道的濃痰吸出來；急性心力衰竭病人需要快速洋地黃化，我連續幾天騎車去病人家里看著病人按時按量服藥，用幾毛錢挽回生命；農民牙病多，“牙疼不是病，來時要人命”，等到來看醫生時往往到了只能拔牙的階段，我買來一把牙挺和兩把牙鉗，自學了麻醉技術，就給人拔牙；農村皮膚衛生條件差，膿皰瘡病人多，久治不愈，我從民間覓來單方，加上自制外用藥，基本能藥到病除；碰到脫臼病人，我對著《葛氏小外科學》給病人復位，一分錢不花，立竿見影；婦女產后乳汁不下，我看農婦多數壯實，多為肝氣郁結所致，用中藥逍遙散和針灸，加上心理疏導，效果很好，求助者絡繹不斷。后來我到當地一家區級醫院學了兩個月外科，建起手術室，開展一些腹部和五官科的小手術。總之，是病人的痛苦驅使我去努力做事，是病人促使我不斷學習。說句實在話，也是在病人身上的實踐讓我的臨床能力得到不斷的提高，是病人讓我成為一個合格的基層全科醫生。我學會了溝通，增長了本領，越來越得到農民朋友的信任，病治好了，他們感激我；病沒有治好，他們說“韓先生都看過了，也就這樣了”；我收治的病人死了，他們反過來安慰我：“大夫看得了病，救不了命。”有時早上起床，會在宿舍窗臺上看到手絹里包的幾個雞蛋或者幾個白面鍋盔，是老鄉們送我的，但沒有留名，僅僅想表達對我的敬意。每當這種時候，我都感到無比的幸福，天底下還有比這更加純潔、更加珍貴的情感嗎？授人玫瑰，手留余香，為別人做好事，能得到情感上的回報，我很滿足，久而久之，我心里就形成了一個理念：為他人做好事，獲得人們的好口碑，就是幸福。回憶這些，我感嘆醫學是有溫度的。

■基礎醫學也是有溫度的

改革開放，有了讀研究生的機會，我選擇了基礎醫學，從此進入唯物論醫學的天地。開始時從事病理生理學研究，還比較重視整體，1985年去美國進修后改為分子藥理學研究，更加浸淫于還原論和機械唯物論。不過，潛心其中，我不斷體會到科學的求真求實和批判精神，領略到科學的精微縝密和神奇力量，享受到研究微觀生命世界的美妙和魅力。科學是人類探索未知本能的體現，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果實，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已經成為直接造福人類的重要途徑。基于我參與的α-1腎上腺素受體亞型研究成果，發明了新藥坦索羅辛（哈樂），給很多前列腺肥大病人的治療帶來更好效果。在神經肽Y和β3腎上腺素受體剛剛發現的時候，我就做過它們的基礎研究，后來居然都與肥胖掛上了鉤，有可能在未來用于糖尿病和肥胖的治療。20多年的實驗室研究，使我對醫學的科學屬性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也體會到基礎醫學不同于其他純科學研究，甚至有異于一般的生命科學研究，它雖然不像臨床工作那樣面對活生生的人，但它直接關系到人類的健康和疾病，它同樣是有溫度的。

■不能因為技術發展，而忘記病人心理上的苦楚以及對醫者關懷的期盼

2002年底，我當選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后來相繼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擔任領導人15年。在此期間，我有幸在更高層面和以更廣闊的視野觀察和體驗醫學。當非典和新型流感來襲時，我不僅看到病魔的兇險，還看到對整個社會的嚴重威脅，也看到我國醫務界白衣戰士的英雄本色，看到在黨中央領導下重建傳染病防控體系，迅速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我到過很多老少邊窮地區，看到因病致貧、因病返貧令人心碎的情景，看到我國醫療事業發展極不充分，醫療資源分布極不均衡的狀況。我有機會親自參與我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到很多地方調查研究，發現難點痛點，尋找關鍵環節，為改革出謀劃策。這些年來的經歷，使我對醫學的社會屬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還對人類醫學發展的根本方向問題有了一些思考。

一個多世紀以來，現代技術與醫學的結合，使醫學發展插上了翅膀，人類的壽命大大延長，眾多曾經肆虐奪命的傳染病得到有效控制，不少嚴重的疾病得以明確診斷和有效治療。但是與此同時，技術至上的觀念不斷蔓延，醫學發展的目標和方向開始錯亂。醫學的重點放在了救治生命最后階段的病人，而不是為多數人的健康和減少病痛服務。醫學的邊界也開始模糊，被賦予過度的使命，常常把危險因素當作疾病治療。人們過度相信技術，而常常忘記病人心理上的苦楚以及對醫者關懷的期盼。

慢病確實已經成為人類健康的主要威脅，但當今人們對慢病的根本性質和成因缺乏正確的認識。人類的進化是以數十萬年計的，從古猿人進化到智人經歷了200多萬年，脊柱仍然還沒有完全適應直立行走；十幾萬年前智人的腦容量已經達到1400ml，7萬年前，智人經歷認知革命，而到今天，人類的腦容量并沒有進一步的增加。而另一方面，智人從狩獵采集文明到農業文明花了6萬年，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花了1萬年，而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興起只用了幾百年時間，生活方式在短時期里發生如此巨大而迅速的變化，人類的遺傳變異和進化是遠遠跟不上的，慢病由此而生。對此，人類除了坦然接受外，重要的是盡力改善生活方式，而不應把主要責任賦予醫藥。

人類自有文明，就有醫術。東西方分別從《黃帝內經》和希波克拉底開創醫學以來，醫學從來都是回應他人痛苦的努力，閃爍著人性的光芒。今天，醫學大大發展了，但人類對自身的認識，與對宇宙的認識一樣，還只是冰山一角，切不可妄自尊大，以為技術能解決所有健康問題，我們醫者能做的仍然是“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生命是有限的，每個人從出生、成長到壯年、衰老、死亡的過程不可逆轉，醫學的任務只是保護正常的過程。我們不能把衰老當作疾病，不能把追求長生不老作為醫學的目標，不能給生命無望的病人增加無謂的痛苦，不能不考慮醫學的社會效應與公平公正。總之，我們時時不可忘記，醫學是有溫度的。

一個人生命的鑄成，需要無數生命的支援、補充、滋潤和蘊化。一個醫者的合格與成熟，需要知識與實踐的支撐，也要與周圍人群不斷溝通互動，建立起共同面對疾病的醫道。我感謝生命中的許多“偶遇”，這些“偶遇”讓我悟到醫道中的一些基本道理。60多年前照看我的護士，50年前感謝我的那位農民老伯伯，40多年前我在農村遇到的許多病人，大概都已經離開人間了。但是他們給我留下的記憶，已經變成我對醫學溫度的體驗和理解。醫學首先是人學，醫道首先是溫度。

今年我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已經回歸北大，回歸北醫，回歸北醫三院。除了繼續關心我國醫藥衛生事業發展，為改革建言獻策外，我將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醫學史研究和醫學人文建設上。離開臨床工作已經40年了，回到三院，我的臨床知識基本歸零，但我會像當年剛到陜西農村時一樣，從頭開始，虛心向三院的醫生護士學習。我確定的工作目標，是努力使北醫三院成為我國敘事醫學的發源地和領頭羊，為我國醫學人文建設做出一點實實在在的貢獻。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院士、九三學社中央原主席、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本文根據其10月9日在北醫三院建院6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