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復旦大學教授 周文

19世紀深受兩大歷史事件的影響:第一個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改變了歐洲的政治格局,開啟了現代化的西方政治秩序。第二個歷史事件是18世紀中期開始的英國工業革命。其偉大之處在于以工廠制代替手工業,標志著現代化經濟的開啟。20世紀的兩大歷史事件,一個是俄國十月革命,讓社會主義從理論變為現實;另一個是美國的崛起,是一個霸權代替另外一個霸權。相比之下,中國的崛起并不是要替代美國,而更多意味著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越來越大。

中國崛起的密碼是什么?全世界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很多,為什么只有中國成功了?事實上,所有今天世界上成功的國家都不是因為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特別考慮了比較優勢,而恰恰是不執迷于比較優勢。蘇聯在1956年發射了人造衛星,按照比較優勢理論,美國就不應該發射衛星。但是,1957年美國成立宇航局,以國家力量推動衛星產業發展。再往前回溯歷史,當美國還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英國禁止美國生產螺絲釘、馬釘,而必須從英國進口。按照比較優勢理論,美國作為英國的殖民地,所有的工業產品由英國來提供,美國只需發展好種植園經濟就可以了。

坦率地講,中國崛起最關鍵、最核心的因素在于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統領全局、協調各方。相比于傳統西方經濟學“政府與市場”的分析范式,中國共產黨不僅在實踐中解構了這一命題的二元對立,強調“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而且始終強調“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不斷完善黨的領導體制和機制,從而有效建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黨、政府、市場”的穩定結構。

中國對西方的超越,表面上是經濟的成功超越,本質上是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超越。一方面,在傳統西方經濟學理論中,政府和市場是此消彼長、相互替代的“零和關系”,而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證明了二者可以是互補的“正和關系”。另一方面,主流西方經濟學話語強調工具導向的市場作用機制,而內生于傳統中國、成熟于現代中國的治理結構稟賦,卻給中國崛起奠定了堅實基礎。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以郡縣制代替封建制,確立中國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的第一次超越。到了隋唐時期,科舉制進一步為中國的賢能政治提供了人才基礎,使得整個國家治理體系趨向于穩定和開放。反觀西方,以公元14世紀開始的歐洲文藝復興為契機,西方世界不斷反思自身的發展。伴隨地理大發現和近代工業革命,不斷重塑新的治理體系,最終在19世紀全面超越東方。

在當代中國,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超越直接體現在逐漸找到符合本國國情和實際的發展道路:從“發展才是硬道理”到“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從“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到“五大發展理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科學認識和把握歷史必然性的基礎上不斷實現自我超越。

下一步,中國要進一步“強起來”,經濟體系必須強,要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現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過去,在對產業體系的討論中,主要強調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結構問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提出,后工業社會財富的組成就是非物質化的,即在所謂現代化產業結構中服務業占比要有70%。這種認識是機械的、片面的。對中國而言,我們要著力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而不要一味強調三次產業劃分。

同時,要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的市場體系,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這里面,強調“體現效率、促進公平”與此前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有所不同的。

此外,過去國有企業改革工作的重點是做強、做優、做大,而現在強調國有資本的做強、做優、做大,提出要完善國有資產管理,對國有經濟進行優化布局、結構調整和戰略重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從“主體作用”到“主導性作用”再到“做強、做優、做大”,其中有一個理論和實踐上的遞進。“主體作用”是強調國有企業的數量占比,“主導性作用”強調國有企業數量會下降但要有導向能力,“做強、做優、做大”則明確要求國有資本的全方位發展。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繞不開所有制問題。從理論上來說,混合所有制為的是實現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取長補短,實現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從實踐中來看,我國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還面臨兩大難題:一個是擔心導致國有資產的流失。對國有資本的價值衡量缺乏科學的、全面的評價標準和尺度,影響了國有資本去發展混合私有制經濟。另一個是民間資本、非公有制經濟在與公有制經濟進行合作時,能否平等競爭、合作共贏還存在各式各樣的擔憂。

總之,中國在未來的發展中,不能受制于西方中心論,而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推進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