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蒙古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以描繪墓主人最高官職“使持節(jié)護烏桓校尉”出行情景為主。在中室西壁甬道門上畫有一座和東莞漢畫像石“七女”圖像十分相似格式木質(zhì)拱橋，該橋上中央位置為一輛主車，旁邊有殘榜題“長安令”，在主車的四周有九匹奔騎，對馬車形成包圍的態(tài)勢。其中上排奔馬的上方有清晰完整的“七女為父報仇”榜題，歷史學家邢義天認為主車前一人、車后第二、三人、車右上方之二人都明顯梳著高髻，女性色彩較濃。橋下有兩只船，穿上各有三人，中間一人體形較大，具體性質(zhì)不詳，其中右船上方有榜題“渭水橋”。

山東嘉祥武氏祠一件長方形畫像石畫面橫203、縱96厘米，畫面內(nèi)容分為兩層，上層為人物車騎圖，下層刻水陸混戰(zhàn)場景。其中下層畫面主要刻畫了以一座橋梁為中心的攻戰(zhàn)場景，拱橋中央有一輛蓋系四維的主車，車主身向后傾狀，左邊有兩輛車，分別榜題為“主記車”和“主簿車”；右邊有三輛車，分別榜題曰“功曹車”“賊曹車”“游激車”。兩邊各有導從的騎吏和步卒，皆手執(zhí)兵器作攻殺之狀。和車騎隊伍交戰(zhàn)的是手持刀、盾、戟、鉤鑲、弓箭等兵器的男女混合之眾。整個混戰(zhàn)呈現(xiàn)犬牙交錯、相互砍殺的情形。橋下的水中也在激戰(zhàn)，其中一位體形魁梧、峨冠博帶之人，右手持劍，左手執(zhí)盾，似乎正在抵擋左右兩只小船上持刀戟女子的進攻。

對于武梁祠和曹操高陵出土的七女報仇類圖像以往習慣解釋為“水陸攻戰(zhàn)圖”，今天一般稱之為“七女為父復仇”圖?！捌吲疄楦笀蟪稹惫适码m然史籍中缺乏詳載，一直難以斷定，但是從山東嘉祥武梁祠、莒縣畫像石、河南安陽曹操高陵畫像石，以及內(nèi)蒙和林格爾壁畫墓的發(fā)現(xiàn)情況看，這個故事在漢代肯定曾經(jīng)廣為流傳。羅哲文就認為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中“繪出了一幅榜題為‘七女為父報仇’的畫面，木柱朱欄之下很明顯地標出了‘渭水橋’三字，是知此畫為借渭水橋這一古代有名的長橋來表現(xiàn)‘七女為父報仇’的主題。在橋上正中車騎之間還有‘長安令’三字，更進一步明確地肯定了這座橋是漢長安的渭水橋”。事實上我們考察整個畫面，畫面也以河橋為中心來刻畫人物情節(jié)，由此可知河橋是“七女為父報仇”故事發(fā)生的特定環(huán)境。

有關秦漢之際在渭水上修橋的記錄，文獻記載大約從秦昭王時期就在都城咸陽以南的渭水上架筑了長橋，連接渭河北岸的咸陽宮和渭河南岸的興樂宮，秦始皇統(tǒng)一全國以后，又在此橋基礎上予以修繕、擴建。

七女復仇的對象在和林格爾壁畫墓中題榜為“長安令”，而曹操高陵畫像卻在橋下題榜為“咸陽令”。秦都咸陽，西漢高帝元年（前206）更名新城，七年（前200）罷，屬長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又改名渭城。即秦代時有“咸陽令”“長安君”，而無“長安令”，相反西漢時更無“咸陽令”。此類畫像中無論是“咸陽令”，還是“長安令”，其車都處于渭橋中間，顯然都是畫像中主要的被攻擊對象。兩幅畫像雖然表現(xiàn)了同一內(nèi)容，但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卻出現(xiàn)了明顯的差錯。分析出現(xiàn)這種差錯的個中原因，或許正如徐龍國先生所言“東漢時期，人們對這一事件發(fā)生的時間已經(jīng)比較模糊了”。魏晉之后，七女為父報仇故事最終徹底被人們遺忘也就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