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從“人追隨商業”轉入“商業追隨人”

具體來看,什么是卓越的全球城市或者說全球城市的升級版?我認為,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全球城市的競爭力應該有兩個維度,即經濟競爭力維度和可持續性競爭力維度。

從20世紀經濟增長時代進入21世紀可持續發展時代,人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全球城市發展需要這兩個系統的雙向互動、相互支撐。卓越的全球城市應該是二者都有強競爭力的城市。由此,從經濟意義的全球城市到卓越的全球城市,不是沿著原來的延長線簡單做加法,而是要上一個臺階,在新的起點上做非線性發展。

對上海的兩個競爭維度匹配情況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在經濟競爭力方面,上海呈明顯上升趨勢,在全球城市網絡體系中可以相對穩定地排在前10位;但在可持續性競爭力方面,上海的環境質量、生活質量與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香港、新加坡相比有較大差距,經濟、社會、環境三個系統之間存在不匹配。現在強調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進一步對什么是有國際影響力的現代化大都市加強研究。

一般而言,經濟競爭力要有特色和不可替代性,可持續性競爭力要有均衡和全面發展性,二者互為因果關系。如果上一個階段主要是經濟競爭力促進可持續發展,那現在這個階段就需要用可持續發展提升經濟競爭力,后者作為原因的作用正在增大。

第二,全球城市的經濟競爭力要靠創新創意來驅動。

對全球城市的經濟競爭力,現在更深度的思考是要靠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意來驅動、來滲透。所以,經濟競爭力維度包含金融、科創、文化三個要素。美國學者理查德·佛羅里達在《創意階層的興起》一書中,描繪了經濟形態從農業經濟到工業經濟到服務經濟、再到創意經濟的發展過程,認為全球城市是創新創意的城市。他把從事非重復性的創意創新的人,包括科技、法律、藝術、設計、教授等稱為創意階層,認為應該成為衡量創新城市的重要指標。

當前,國際上提出了一個新名詞,即金融科技概念,強調的是資金流動要有利于新科技、新產業。例如,東京注意到單純的金融中心不能完全匹配未來的全球城市,而需要創新中心和金融中心的整合。為此,“東京2020”行動計劃要求在東京都及周邊地區建設10個創新中心。這對“上海2035”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即如何進一步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建設具有金融科技新版本意義的全球城市。

現在討論全球城市發展,有一個美國的城市區域越來越多地進入我們視野,即舊金山灣區。舊金山灣區是全球創新區域的“標桿”,它帶來的啟發在于:崛起中的長三角應該并且可以成為中國東部沿海的新型全球城市區域。

第三,全球城市的可持續性競爭力要堅守三重底線。

經濟收入、就業、縮小社會差距、生態環境保護、治理的公眾參與水平等,是所有城市發展都應注意的問題。其中,尤為要注意到人才對城市競爭力增強所具有的“綁架”意義,在發展戰略上要從工業城市的“人追隨商業”模式轉入創新城市的“商業追隨人”模式。

改革開放初期,城市建設某種程度上是“商業吸引人才、市長招商引資”。招來商業后,就可以提供各種各樣的就業崗位。但搞全球城市是倒過來的,跨國公司追求的是有創新創意潛力的高質量人才,而這些人才追隨的是地點的質量。所以,城市質量成為城市競爭力的支撐系統和觸發系統。

把可持續發展的三重底線納入全球城市的發展戰略,除了包括社會面的生活質量、經濟面的經濟增長和自然面的資源環境消耗之外,重點還需強調三者之間的關系,要從原來的經濟社會發展伴隨資源、土地、能源消耗正增長轉向經濟社會發展和資源環境消耗的脫鉤。

這對上海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一是就創新之城而言,原來的營商環境理念主要針對全球公司,以為全球公司來了,就能吸引人才。現在發現,人才是可以“綁架”全球公司的,可以倒過來用地點質量來吸引人才,進而吸引高質量的全球公司。二是就人文之城而言,城市中的人應該可以平等地獲取公共服務,而不是公共服務非均等化。三是就生態之城而言,要從先發展后治理的“摸麻將”狀態,轉化為資源環境生態約束下經濟社會繁榮的“換麻將”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