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半農談影》

劉半農還是一位攝影評論家與寫作家，他于1927年寫成一萬余字的有關攝影的長篇雜文《半農談影》。

《半農談影》是劉半農論述攝影藝術的文章，作為作者親身從事攝影藝術創作的體驗筆記，全書14124字，用白話文寫成，深入淺出，力求給攝影新人以藝術本質上的正確認知和指導。藝術教育家王森然先生評價劉半農藝術成就時指出：“先生因好美術，故極嗜攝影，曾組織光社，每年舉行展覽及出版攝影年鑒，內載先生之作品頗多，并根據其經驗，著《半農談影》一書，在滬開明書店出版，為我國研究美術攝影之唯一名著。”

然而，該書的出版卻不逢時，頗費了一番周折。劉半農在出版界有個很好的朋友，叫李小峰，1918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在學校期間，參加新潮社任干事，參與過學生刊物《新潮》月刊的出版，負責校對、發行等雜事。刊物停止后，他仍繼續把積壓下來的舊刊物擺攤賣，后來在魯迅支持下，與大哥李志云、夫人蔡漱六及孫伏園集資在北京創立了北新書局。1924年11月在北京創刊了《語絲》周刊，經常為這本雜志供稿的有魯迅、周作人、林語堂、錢玄同、孫伏園、俞平伯等社會文化名流，李小峰負責印刷發行。

1927年10月，奉系軍閥張作霖查封書局，李小峰逃到上海。

是年9月底，劉半農剛剛寫就《半農談影》的序言，因北新書局被北京奉系軍閥政府查封，劉半農為避文禍與周作人躲進北京菜廠胡同日本友人多田少佐家中大約一周時間。事后劉半農自嘲那幾天的生活是與周作人“寢、食、相對枯坐，低頭共硯寫文而已”。

由于李小峰的出走改變了原來的出版計劃，《半農談影》最初一版只得以一個虛構的出版人———“北京真光攝影社”名義自費印刷，于當年10月出版，在北京真光攝影社寄售。真光攝影社地址在北京西長安街路北，大抵今天靠近電報大樓的位置。離北京大學不算太遠，北大師生洗印照片經常光顧于此。劉半農無奈之下以真光攝影社的名義“出版”并代賣“談影”。直到1928年夏，劉半農去上海后，見到了李小峰。李小峰在萬云樓請魯迅、許廣平、周建人、沈尹默、林語堂等人共宴歡敘，之后才把書稿直接交給開明書店，正式出版發行。1930年4月再印刷第三版。《半農談影》初版73年以后，中國攝影出版社于2000年10月重新排印出版了第四版，特印1000冊以致紀念。

中國20世紀早期出版的攝影書寥寥無幾，而且大都是介紹攝影技術一類的書籍，而像《半農談影》這樣全面而又通俗地闡述攝影藝術創作原理的書，還是第一次出現在攝影愛好者的視野，它是中國第一本研究“攝影藝術”的評論作品，作者以他特有的詼諧語言，對輕視攝影的偏見，進行了筆墨上的回應。文內還敘述了他對攝影的看法和一些美術攝影的基本法則，算是對剛剛入門的攝影愛好者的知識普及，他文中講解的極其淺顯攝影構圖方法對后來中國的藝術攝影確實有著一定的影響。將近一個世紀后的今天，攝影已經進入了數字影像時代，人們回頭品讀，仍覺有味。的確，劉半農加入了光社后，一些攝影觀念的問題引起了他的思考。他親眼目睹了中國攝影與攝影發源地法國攝影之間的差別，他以中西方不同的視角，即興完成了這本攝影理論著作。

《半農談影》假借批駁了錢玄同“凡愛好攝影者必是低能兒”，這種當時在學術界有代表性的論調展開敘述，自然引人入勝。其實，劉半農與錢玄同是再好不過的朋友，他們不僅是北京大學的同事，還同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刊了《新青年》雜志，后來遷到北京，錢玄同、劉半農都積極參與，撰寫文章。

《半農談影》反駁了“照相總比不上圖畫”的觀點。批評了當時的照相館“把照相當做一件死東西，無論是誰的‘臉譜’到了他們手里，男的必定肥頭胖耳，女的必定粉妝玉琢——揚州剃頭匠與蘇州梳頭娘姨的手藝，給他們一箍腦兒包承去了。”指出，這是為了迎合顧客的心理，是職業的需要，然后亮出劉半農自己的觀點：照相可以分為寫真和寫意兩大類，如果加上照相館，則是三大類。他說：“我們承認寫真照相有極大的用處，而且承認這是照相的正用。但我們這些傻小子，偏要把正用的東西借作歪用———想在照相中找出一些‘美’來———因此不得不于正路之外，別辟一路。”是什么樣的路子呢？就是“寫意”照相。他說：“寫意，乃是要把作者的意境，借著照相表露出來。意境是人人不同的，而且是隨時隨地不同的，但要表露出來，必須有所寄藉。被寄藉的東西，原是死的；但到作者把意境寄藉上去之后，就變做了活的。”這種“寫意”照相，就是藝術攝影，或稱美術攝影。

為了說明問題，他列舉了兩個有名的例子：“譬如同是一座正陽門，若用寫真的方法去寫，寫了一百張還是死板板的一座正陽門；若用寫意的方法去寫，則十人寫而十人異：有的可以寫得雄偉，有的可以寫得清勁，有的寫得熱，有的寫得冷———我們看到了這種的照相，往往不去管他照的是什么東西，卻把我們自己的情緒，去領略作者的意境。換言之，我們所得到的，是作者給予我們的怎樣的一個印象，而不是包造正陽門的工程師打給我們的一個樣。”另一個例子是：“譬如‘云淡風輕近午天’是個印象；你若說：‘云作灰白色，不甚綿密；風力每秒鐘二公尺，時間為上午十點三十五分’，這就是一篇死賬，還有什么意趣呢？”這就是說，單純的“寫真”“復寫”，是死的，而“寫意”“非復寫”則是活的，有情趣，才是藝術。

必須指出，劉半農所說的“意境”，多半是現在我們所說的立意和作者對拍攝對象的審美感受，而并非專指藝術作品中所包蘊的藝術境界。所以在創作中，他還強調“意境寫得出寫不出，以及寫得好與不好”的技術技巧和藝術修養。

《半農談影》關于攝影創造的意境議論，有具體的內涵。聯系到當時攝影科技水平有限，攝影家掌控作品的表現力的能力還很低，當時人們一般還認為攝影只能復寫生活的情況，劉半農提出攝影藝術要表現作者的意境，無疑是比當時國內僅僅掌握照相技術的攝影愛好者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中國，這一步使攝影從機械模寫的時代進入藝術創造的時代。劉半農的觀點，得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許多攝影家的贊同和支持，在藝術觀念上起到了警示作用。后來，包括郎靜山在內的很多中國攝影家都堅信不疑地放棄了“寫實”，唯美與“寫意”之風在中國攝影藝術界大行其道，幾乎成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攝影的主流趨勢。

（本文摘編自《光社紀事》（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作者為中國攝影出版社編審，攝影史學家，中國民主促進會第九、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