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書·經籍志》為唐初魏征等人所撰，記錄了隋朝乃至以前的典籍之沿革與存藏之狀況，是一部重要的目錄學古籍。而這段注釋則堪稱是傳拓史上的“第一實錄”，不光出現了“傳拓”這個字眼，而且對《石經》的輾轉流布以及落水、殘損直至被用為建筑“柱礎”的“悲慘境遇”，作了如實的記錄。由此，恰恰突顯出“傳拓”對“相承”的不可替代性。因而此處將“相承傳拓”放在一起，剛好揭示出彼時兩者的共生性：傳拓是最好的相承，相承則離不開傳拓。

清代六舟全形拓及繪畫肖像《剔鐙圖》

然而，遺憾的是，當時“猶在秘府”的那些古拓本，如今已不知所蹤了。就像印刷術一度只存在于沈括的文字中，而未見實物難以確認一樣，唐初“猶在秘府”的那些漢魏時期的傳拓文本實物資料，迄今尚未發現。

不過，幸運的是，1900年在敦煌石室所發現的大量文書圖卷中，竟然夾雜著一卷唐太宗所書的《溫泉銘》拓本；更幸運的是，在拓本的末尾邊角處，還有一行墨書小字：“永徽四年八月×日圍谷府果毅兒”———這個準確無誤的紀年，使這件《溫泉銘》拓本被確認為是唐初的拓本，即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傳拓本實物。此件拓本在100多年前驚現于世，立即被法國學者伯希和攜歸巴黎，現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

《溫泉銘》的重現，證明傳拓術在唐代已相當普及，連地處西北荒漠的偏遠之地敦煌，都存藏著唐太宗的拓本，足見其在民間已經廣泛流傳了。而且，這件拓本的傳拓質量極高，為良工佳紙精拓，通篇神完氣足，堪稱是古代傳拓技藝的典范之作。由此可知，唐初的傳拓術已臻成熟。

在唐代詩歌中，也出現了相當多的對傳拓技藝的贊美之辭，正可作為當時傳拓技藝已得到廣泛應用的佐證。如韋應物在《石鼓歌》中寫道：“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澀。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掃白黑分?！逼渲小敖袢隋埫撈湮?，既擊且掃白黑分”，應是韋應物親眼所見的“傳拓現場”：“擊”者，捶打紙面使之緊貼石鼓表面；“掃”者，以拓包蘸墨擦紙留痕，這種技法即是傳拓常用的“擦拓”了。繼韋應物之后，韓愈也寫過一首長詩《石鼓歌》，對“毫發盡備無差訛”的紙本石鼓拓片大贊。

如果說，韋韓二詩皆以吟誦石鼓這件大名品而涉及傳拓，那么，詩人王建的《原上新居》（之十一），則寫到了傳拓在當時民間的普及程度，其詩云：“近來年紀到，世事總無心。古碣憑人拓，閑詩任客吟。”散落各處的古代碑碣，任憑人們去拓印，可見傳拓已是世間尋常之事了。

在唐代流行的傳拓方法中，除了前面《溫泉銘》所用的“擦拓”之外，還有兩種更原始的拓法，即摹膫和響膫。這兩種復制方法雖然都屬于傳拓的大范疇，但與包括“擦拓”在內的常見傳拓技藝，也有明顯的不同。所謂摹膫，類似小學生描紅，即把薄紙覆于墨跡或石刻之上，雙鉤其輪廓，然后依照原跡的濃淡深淺填墨復制，所得副本十分接近原跡。唐太宗因酷愛王羲之書法，曾在弘文館設置專司膫書的官職，其中就有名留書史的馮承素，他的《蘭亭序》摹本被認為是最接近王羲之原作的書法珍品。所謂響膫，與摹膫類似但手法更加便捷。簡單說來，就是“以紙加碑上，貼于窗戶間，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卻字畫，填以濃墨，謂之響膫。”（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今石刻辯》）。需要留意的是，這里所說的“以紙加碑”，顯然不是石碑，而是紙質的石碑拓片，否則何以“貼于窗戶間”呢？

從古文字學的角度分析，膫字為古字，應是復制紙質或絹素文獻的專用字，而與石頭無涉。而加上石字邊的“拓”字則出現較晚，當直接傳拓石刻碑碣形成一種新的技藝，就需要造個新字來代指其意了?？梢酝茢啵∧偤晚懩傇谙喈旈L的一段時間里，是與其他傳拓手法并行使用的，只是后來隨著石刻之風愈演愈烈，而拓石常用的擦拓、椎拓、蠟拓等技法更為便捷實用，致使摹膫和響膫逐漸式微，拓字也逐漸把膫字的內涵完全包容，以致把本字逐漸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