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骨灰的遺愿，他還繳納了12萬元大額黨費。

“他總是問我，我應該怎么表達一下這種感情？”二女兒周衛平覺得，越到最后，父親越為那個年輕的生命遺憾，越感激曾經給過他第二次生命的黨和戰友。彌留之際，他催著周衛平幫他交黨費。按照現在每個月100元左右的標準，算了100年，“他的心意是把下輩子的(黨費)也交上了。”

老伴婁淑珍知道，那個和他一起負傷的小戰士，和那些抬著他轉戰南北的戰友，成了周智夫一輩子的牽掛。“他覺得他時間不多了，做不了什么事兒，只能交點黨費。”

在此之前，周智夫還提出，要把2008年分得的唯一一套經適房“還給國家”。

“你把房子還了，媽媽住哪里？”子女們急了，勸他等一等，這才作罷。

在干休所的工作人員眼里，周智夫是一個連保姆都舍不得請的人。

“按照規定，國家對75歲以上的離休干部，每人有兩千塊護理補助。”但在干休所原所長李德功印象里，周智夫一直沒請過保姆。直到病重時，干休所安排一名戰士幫他送飯，他怕“麻煩組織”，才請了護工。

“每次看見他，都是那身衣服。”李德功說，一套馬褲呢老式軍裝周智夫穿了三十多年，遠遠看見那頂已經褪成土黃色的軍帽，便知道是周智夫。

這符合當年戰友對他的印象。1968年，周智夫被調往云南第二炮兵某基地醫院工作。當時分管基地建設的王清文記得，周智夫的家離基地9公里，“按他的級別可以配車，但老周總是騎一輛破自行車來回跑。”

周衛平理解父親，“他是已經‘死過’一次的人，物質于他都是身外之物。”父親去世后，她常想起一個畫面：一個佝僂、瘦弱的老人，在午后的客廳里揮舞著拳頭，哼唱著《國際歌》。“他是浪漫的，也是一名純粹的戰士。”

四散全國的子女

周智夫的5個孩子在不同的地方出生，最終四散在全國不同省份。

周華是老大，他出生后，父親便當兵去了。他在睢寧的農村長到19歲，沒吭一聲也到南京從軍。5年后退役，為了謀生，他跟著幾個戰友去了江西挖鈾礦。長期接觸核礦使他皮膚不好，眉毛和頭發也已經掉得稀疏起來。他整日頂著一個棒球帽，臉藏在帽檐下的陰影里，寡言少語。

周智夫的外孫周洵曾聽說，舅舅有一次提出來，希望姥爺幫忙調到北京團聚，姥爺沒同意。“在那挺好的，有吃有喝，好好過”。

大女兒周雪文被留在了重慶。她19歲那年，周智夫從重慶調往云南。父母帶走了年幼的妹妹和弟弟，只留她一個人在重慶工作、成家。云南寄來的書信每月一封。父親在信里寫：“不是爸不管你們，飯要自己吃，路要自己走，這樣才有意義。”

小兒子周衛民退伍回到北京，“只呆了一星期”，父親就把他送回了江蘇老家。后來他進了縣城的郵電局，一直干到退休。

1970年5月，周智夫從云南調往第七機械工業部，兩個小女兒跟著他從云南到了北京。

那個年代，大院里一起玩兒的女孩子，陸陸續續都去當兵。周衛平讓父親找找關系，也想去當兵。周智夫堅決不求人。她賭著氣，到海淀的東北旺插隊去了。

插隊結束時，分配給她的工作，“牌子很不亮”。她心想，當兵不幫忙，工作的事父親總要管吧。瞅著父親出差回來，她就跑去機場接。周智夫聽了工作的事，悶了一會兒，說出的話讓她失望：挺好的，都一樣，好好干吧。

到了最小的女兒周衛華，當兵不得，她被分到了工廠，做電焊切割，每天三班倒。鋼材扎穿過她的腳掌，手指甲蓋也被掀掉過。最危險的一次，切割的火焰擦著頭皮過去，燒了她頭頂的帽子。

“那時候覺得，我爸太不行了，哪方面都不行。” 父親的“窩囊”成了子女青春期里奮斗的燃料。

周衛華夜班10點到家，她要頂著燈再看一個多小時書。1年后，那個電焊學徒工考上了電大。趕上那年的人才招聘，她應聘到審計局工作。

周衛平也考了電大。“父親不管，我們就拼了命想證明自己可以強大。”她從供銷社下的一個小科員，成了百貨公司的管理人員。

劉梅芳2007年到清河干休所當醫生，認識周智夫11年。剛開始入戶巡診的時候，她發現周家5個子女分散在4個省份，私下納悶兒：“這種級別(的干部)，子女這么分散，很少見。”

后來熟悉了，有一次她問周智夫的妻子婁淑珍，為什么不把孩子活動到身邊來。頭發花白的婁淑珍給她唱當年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里需要哪里就是家。”

剛到北京時，周智夫把領導干部分房的機會都讓給了別人。直到1974年，有一個鄰居，要回地方工作，為了讓周家幫忙照顧他的子女，才讓了一間房給他們住。

周智夫離休后，有資格去干休所居住。彼時，新建的清河干休所配套設施不完善，很多老干部不愿意搬。相比之下，花園路干休所成熟方便。“沒本事的人才去清河。”頂著這樣的議論，周智夫成了最早搬去新建干休所的離休干部。

在外孫周洵看來，姥爺高度的自律來自“精神潔癖”。“在他心里，他(面)對的是信仰，是曾經犧牲在戰場上的戰友。”周洵說，曾經的那些畫面一幕幕都刻在姥爺的腦子里，“他沒有一刻放松過對自己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