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涵出事后，尚曉嫻與Clitin的微信聊天截屏。

其他女孩的家人，也在中國和馬來西亞律師的指導下收集證據，試圖自證清白。他們之中有的找到學校、居住地派出所、實習單位出具了女孩品行良好的證明；有的調取了女孩與貨主的聊天記錄。

“從聊天記錄來看，女孩也提出過質疑，說這些東西完全可以寄過去，但最終還是被對方以避稅的理由說服了。”為其中一名女孩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胡本俊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如果雙方溝通時反復提及帶東西的事，就很難確定主觀上100%無辜，“除非找出委托帶貨的人并證實被他欺騙。”

江蘇女孩鄭嘉嘉的證據中，還包括她在馬來西亞海關被查的監控。視頻顯示，鄭嘉嘉在海關檢查其藏有毒品的行李時表情淡定。當行李箱的夾層、輪子中被查出東西后，她的表情十分驚訝。“一點也不緊張，反而有些好奇，并且十分配合進一步檢查。”鄭嘉嘉的妹妹說，這些證據都對姐姐有利。而且隨后的血檢、尿檢表明，鄭嘉嘉只是短時間、遠距離接觸過毒品，排除了吸食、長期接觸毒品的可能性。

“但跨國案件搜集證據很難。”余家福告訴新京報記者，女孩們都是在馬來西亞落地后，才被查出毒品問題。而中、馬警方均不享有跨國管轄權，這就增加了案件偵破難度。

此外，“國內律師或家屬單方面取得的證據不一定有效，除非得到馬方的認可。”胡本俊說。

也有女孩家屬到馬來西亞，尋求中國駐當地領事館的幫助。“但領事館只能幫我們推薦律師，還能幫忙去監獄里探視。”程蓉的弟弟說。因為依據外交政策，中國公民在外國觸犯當地法律的，要按照當地法律處理，中國領事館不能干涉其內政或審判。

3名中國女孩一審被判死刑

趙涵涉嫌販毒被捕的消息，經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發至四川省公安廳，又層層下達到村里。接到消息時，趙涵的父親覺得“天都塌了”。

他不相信女兒會為了錢鋌而走險，花大價錢在當地請了律師，案件一審預計今年5月開庭。“為了這個事花了將近40萬，20多萬都是借來的。”趙父說，老兩口本已在家養老兩年，如今重新外出打工，只留下9歲的小女兒在老家上學。

其他女孩的家人和趙父的想法一樣，都認為自家孩子對帶毒之事全不知情。“多花錢在馬來西亞請一個好律師”，是他們的共識。

一名女孩的家人為其聘請了一位口碑頗好的當地律師，一審費用便高達30萬元。但她的家人最終只支付了10萬元，“因為她的事欠了太多債，實在沒錢了。”

對于此類案件，這位律師有過勝訴經驗。他和國內的法援律師共同商定了辯護策略：在國內收集有利證據，由律師移交給主控官；在女孩認罪的前提下，由主控官改變公訴罪名。“就是把罪名從39B的販賣毒品，變成39A的擁有毒品。”法援律師胡本俊說，如果硬打官司，女孩很可能被判死刑，“所以我們選擇了認罪保命。”

2017年10月，這名女孩被判擁有毒品罪名成立，被處監禁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