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服飾系宋遼“混搭”

再來看兩位舞者的首服特征。兩人均頭戴簪花展翅幞頭，展翅幞頭在宋代一般戴于普通的官僚大臣頭上并通稱“平翅幞頭”;北宋一統江山后，據載為了防止百官入站班時交頭接耳談私事，故延長展翅的長度并定型成為官司服制度之一。

宋太祖像(南熏殿舊藏)

關于幞頭上簪花，亦源于宋代的簪花習俗，《宋史·輿服志五》載：“簪戴。幞頭簪花謂之簪戴。中興、郊祀、明堂禮畢，回鑾臣僚及扈從并簪花。”這種在特殊場合、特殊人群的首服式樣，一般百姓是不敢仿效的，但其恰恰為伶人服飾所吸收，并被民間雜劇廣泛效仿，成為宋雜劇服飾的重要組成部分。

通過對比《歌樂圖》與舊藏及出土墓葬的雕磚，可以看出《歌樂圖》的首服是符合宋制的。兩位舞者的服飾顯然是有些不同尋常，右邊舞者身著土綠色團領袍衫、窄袖、兩邊開高衩、前裾短后裾長，內著中單及紅色描花布帛帶;左邊舞者身著右衽交領袍衫齊裙長。通常的表演服飾都會受到時代生活服飾的影響，無論是宋雜劇還是南戲，其表演服飾都逃離不了宋金時代風格的影響。

劉宗古 《瑤臺步月圖》

如《歌樂圖》中右邊的舞者，團領袍衫加中單是宋代常服制式，而前短后長卻是常服所不多見的，在求大同存小異的基礎上審視《歌樂圖》中舞者的服飾，其與宋代服飾特征基本吻合。

9位女伎亦可稱其為女樂師，她們身著不同花紋的同款紅色對襟長褙子，內著抺胸及百折裙，腰上系腹圍(腹圍是圍腰的帛巾，顏色以黃色為貴，稱“腰上黃”)，頭頂高髻，手持各種不同的樂器，神情各異。

女樂師們的首服很特別，高髻似用灰綠色的角狀發冠綴以珍珠，后根部繞以紅繩點珠而成，其中8位的角狀發髻呈放射狀，另一位手持鼓槌的女樂師角狀發髻內收于一條直線上。唐及五代的女子花冠發展到宋代亦是另一座高峰，花冠、高冠、團冠、白角冠、珠冠無奇不有。

《綠窗新語·引青瑣高議》載：“仙女問張俞曰：‘今日婦女首飾衣服如何?’俞對：‘多用白角為冠，金珠為飾。’”《麈史》中提到“婦人冠服涂飾??今略記其首冠之制。始用以黃涂白金，或鹿胎之革，或玳瑁，或綴彩羅，為攢云、五岳之類。既禁用鹿胎、玳瑁，乃為白角者，又點角為假玳瑁者，然猶出四角而長矣。后至長二三尺許，而登車檐皆側首而入。俄又編竹而為團者，涂之以綠，浸變而以角為之，謂之團冠。復以長者屈四角而不至于肩，謂之亸肩。又以團冠少裁其兩邊，而高其前后，謂之山口。又以亸肩直其角而短，謂之短冠。今則一用太妃冠矣。始者角冠棱托以金，或以金涂銀飾之，今則皆以珠璣綴之。”

據此，畫中女樂師的首服應由此而來，稱為團冠并以珠飾之。而宋代婦女的額發修飾在各期有不同變化，畫中女樂師額發作方額狀，與崇寧年間(1102-1106)流行的大髩前面作方額相似。

再說褙子(又名背子、綽子)，7位女樂師均身著花紋各異但款式相同的紅色長褙子。在宋代，褙子男女皆著，極為普遍。男子穿著褙子，一般不做正式服飾，中單之用居多，記載如南宋程大昌(1123-1195)《演繁露·背子·中禪》記載：“今人服公裳，必衷以背子。背子者，狀如單襦袷襖，特其裾加長。直垂至足焉耳。其實古之中禪也，禪之字或為單，中單之制正如今人背子。”而婦人褙子在宋代即作為常服穿用，穿著褙子的婦女從命婦到普通百姓婦女，從說媒的到教坊中的歌樂女子，社會各個階層的女性都著褙子，《宋史樂志》記載：“教坊凡四部??六曰采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系暈裙。”宋代婦女所著的褙子由唐代的上襦演變而來，對襟直領袍衫，前襟自然敞開，不用衿紐系結，兩條鑲緣由領直下，有長有短，短的齊膝稱之為旋襖，兩側不開衩，長的可與裙齊，旁側開長衩。

筆者發現，建于北宋年間的晉祠內有一尊泥像便是頭梳高發髻，身著長褙子，而南宋劉宗古所繪的《瑤臺步月圖》則身著旋襖。《歌樂圖》中女樂師的長褙子符合宋代的服飾發展特點，從所時代佐證來看更偏向北宋。

畫中老樂師頭戴交腳幞頭，身著褐色圓領、窄袖、開胯袍衫配束腰帶，袍側開叉，內著中單及吊敦(也稱釣墪)。開胯袍衫內還有一層類似于蔽膝的制式，但不知具體何如稱之，有可能是系與中單之上袍衫之下的布帛帶。在宋代，官吏的便服一般是圓領寬袖或窄袖的袍衫并內襯中單，并無之前提到的布帛帶，侍從、公差等并側面開叉，著烏皮靴，而幞頭則是男子主要的首服。幞頭的形制，官員是直腳，仆從、公差等是交腳或曲腳。筆者發現老樂師的服飾與遼代張世卿墓內壁畫上的人物服飾幾乎一樣。

遼太宗耶律德光在得到十六州的土地之后，實行一國兩制，用契丹的習俗和傳統治遼人，設北相府;以漢人的禮儀、制度治漢人，在遼屬漢地另設南相府，故此漢人的服飾、文化在不同的統治時期相互融合，而北宋年間，更是與遼交往甚密，這在一定程度上亦促進了漢人文化在兩國之間的交融，這也是為什么在很多漢人區的遼國領土墓葬中發現了漢人的服飾特點的原因，所以老樂師的服飾符合部分宋代特征并兼有遼代的服飾特點是可以解釋的。

明 仇英摹蕭照《中興瑞應圖》

樂器考證符合宋制

《歌樂圖》中老樂師以及9位女樂師手中持有各種樂器，分別是曲項琵琶、排蕭、方響、小鼓、橫笛和拍板，另外還有兩個不知名的類似小型腰鼓的打擊樂器。曲項琵琶盛行于北朝，在隋唐已成為主要樂器，唐中期之前琵琶是橫抱用拔子演奏，唐后期琵琶從演奏技法到制作構造上都得到了很大發展，最突出的改革是由橫抱變為豎抱，由手指直接演奏取代了用拔子演奏。

宋代沿襲唐制，而橫抱琵琶用拔子演奏的方式到明代就基本改為豎抱琵琶手彈奏了。《歌樂圖》中老樂師手持四弦曲項琵琶，梨形，琵琶上纏著一根綁帶，弦上扣著的拔子，形制上是符合宋代的，但琵琶卻漏畫了一對非常重要的起到擴音效果的月牙孔。拍板，又名“檀板”，皆因古時多用檀木制作。宋代拍板有大拍板和小拍板之分，大為9塊木板組成，多用于明間;小拍板由6塊木板組成，多用于教坊。《歌樂圖》中拍板為6塊小拍板，符合宋代教坊拍板制式。

方響據查創始于南朝梁，由16枚大小相同、厚薄不一的長方形鐵片組成，分兩排懸于架上。在宋代無論是宮廷教坊還是民間勾欄瓦舍，都應用廣泛，宋以后方響漸少使用。《歌樂圖》中方響置于桌上，整個場景描繪與河南溫縣宋墓內的方響伎磚雕基本一致，但《歌樂圖》中的方響架級別更高，架的兩端有鳳頭含珠及流須，符合宋制。《歌樂圖》中有兩位女樂師手持一件兩頭大中間小的類似打擊樂器，根據《樂書》圖像及文字記載，其中“唐鼓”與此畫中樂器形制類似，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河北宣化遼代墓張世卿墓壁畫《出行圖》1116年

《歌樂圖》的卷尾畫有一截帶望柱的欄桿，望柱頭、望柱、尋杖、盆唇、勾片等一應俱全，勾片造型簡單，從制式來看是符合宋制的，如劉宗古的《瑤臺步月圖》。從《歌樂圖》中所涉及的相關特征考鑒如下：

1. 兩位舞者的首服符合宋制，在遼墓及宋金墓中都有發現同制式的出土文物，而宋代文獻也記載在南宋亦有此制式。舞者服飾基本符合宋代時代特征，由于是戲曲服裝，所以在款式上區別于常服是可以解釋的。

2. 9位女樂師首服及服飾符合宋制，更偏北宋。

3. 老樂師服飾符合宋制，并更接近于遼代服飾特征。

4. 樂器考證曲項琵琶、方響、拍板及唐鼓，以及畫面中樂器的組合符合宋制。

5. 畫中欄桿勾片的制式符合宋代時代特征。

當《歌樂圖》中所有的制式都基本符合宋代時代特征時，再來看看太湖石上所落的隱款“臣顧閎中進”。顧閎中(910-980)江南人，五代十國南唐人物畫家，曾任南唐畫院待詔。常道后人摹古是容易的，而前人畫出后人的制式是不可能的，所以太湖石上的落款顯然是偽款。

比較整幅繪畫的筆墨特點可以發現，宋代繪畫的特征是高度寫實，人物描繪絲絲入肉，建筑界畫可依圖造屋，然《歌樂圖》的筆墨顯然是達不到的，并且在繪畫過程中還透露出不少遺漏及錯位的地方，比如方響的底座是錯位的，琵琶的月牙孔沒有畫等。因此，筆者有理由推斷《歌樂圖》是一幅描寫宋代教坊演奏場景的繪畫，但非宋人之筆墨，應為后人仿作或摹本，時代在明末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