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很想放棄，但很多事偶然間就會有轉機。”王京利說，聯系到廖綱紹的家人就純屬偶然。

今年3月初，王京利在幫助另一位在抗戰中犧牲的湖南籍團級干部尋找家屬時，偶然從網上看到了湖南籍烈士廖綱紹的信息，而經過比對，廖綱紹犧牲的地方距離豐盛村很近，隨后他又對當地進行了走訪，多條信息疊加，他判斷豐盛村后山上的無名烈士墓埋葬的可能就是廖綱紹。

很快，王京利聯系上了廖綱紹的家人，并將這個消息告訴了他們。

挖掘出的疑似八路軍軍服的紐扣

挖掘一天尋獲犧牲烈士遺骨

廖綱紹的家人這些年也一直在尋找他的埋骨之地。

廖綱紹犧牲時，他的兒子廖塞壘剛剛四個月，組織后來給廖塞壘的母親通報了廖綱紹犧牲時的情況，“他們告訴母親，父親當時帶領前衛團已經過了封鎖線，但旅部和干部隊及后續部隊被日寇包圍，便返營救，被擊中一槍后還繼續戰斗，后來又挨了一槍，不治犧牲。”廖塞壘說。

“據說掩埋的時候，部隊從當地地主家里找來了一口棺材安葬的。”廖塞壘說，“懂事后我和家人一直給當地民政部門寫信，出差的時候也去找過，也問過父親生前的戰友，但是都一直沒有什么消息。”

所以在3月初，當廖塞壘得知自己的父親可能被掩埋在平遙的豐盛村時，第一時間便讓家人趕來了解情況，3月25日上午，在獲得當地部門的允許后，豐盛村的這座無名烈士墓被挖開。

多年前，當地村民和學生曾經用石頭在墳塋的周圍壘了一個坡面，但是因為被掩埋在山坡上，所以73年來，這座墳塋曾面臨過滑坡、坍塌等情況，遺骨具體的位置難以判斷。

兩名工人用鐵鍬搞頭等工具挖掘了兩個多小時，挖到的依舊都是上層的虛土，工人們表示，根據他們的經驗，遺骨可能還在更下方的位置。

廖綱紹的家屬下午找來了一臺小型挖掘機，一斗斗的土逐步從地里被翻出來，大家的眼睛幾乎一動不動，緊緊地盯著挖掘機挖斗的下方和挖掘機挖出來的黃土，尋找其中的遺骨。

其間，有幾塊零星的白色骨頭被挖了出來，但是根據當地工人判斷，并不是人骨，而是野兔的骨頭。

下午3點，廖綱紹的侄子廖常森突然叫停了挖掘機，一片和上層土質顏色不一樣的區域出現了，隨后，廖常森跳進已經挖掘的坑中用小鏟子繼續小心挖掘。很快，一個人的頭骨從土中露了出來，經過進一步清理，一套基本完整的遺骨逐漸清晰。

部分遺骨牙齒將做DNA檢測

遺骨漸漸出現，始終守在一旁的賈狗心長時間地注視著。他不時還和廖家人打聽著廖綱紹生前的事跡，“如果最后真的是確定了他就是廖綱紹團長，那我心里的一個心事也算是落地了。”

賈狗心說，幾十年來，村子里的人都經常會談起后山上的這個烈士墓。有村民疑惑，其中一個烈士的家屬已經把遺骨遷走了，另外一個烈士的家人怎么不來找，賈狗心總是說：“人家家屬不是沒找，是過去條件限制，找不到啊。”

因為心臟不好，廖綱紹的兒子廖塞壘并沒有來到平遙，細致的遺骨挖掘清理，都由廖綱紹的侄子廖常森完成。他是得知消息后，從廣州趕過來的。

廖常森戴上事先裝備好的手套，用小刷子一點一點清理著遺骨上的塵土。遺骨的頭部轉向左側，右手放在胸前。

廖常森拿出了一把尺子，經過大概測量，遺骨的主人生前的身高應該在1米6左右，“廖綱紹以前在部隊中有一個綽號叫做‘廖矮子’，特別能打仗，不過因為身高不高，大家起了這個綽號，如果身高在1米6左右的話，那是有可能的。”廖常森說。

除了遺骨，幾顆紐扣也從土中被清理了出來，廖家人初步辨別后認為，這很有可能是八路軍軍裝上的紐扣。

又經過了兩個多小時的小心清理，烈士墓中的遺骨被全部清理出來，并裝到了一個新的瓷罐子當中封存，廖綱紹的家人從中選擇了一根腿骨和三顆牙齒，準備帶回北京做DNA檢測，而剩下的遺骨則繼續埋回墓中。

兩家人都希望能夠了卻心愿

廖綱紹的孫子廖震寰說，這次在來到山西之前，他們還和村民所說的司令——桂干生烈士的家人聯系過。

桂干生烈士曾經做過晉冀豫軍區第2分區司令員，和廖綱紹犧牲于同一場戰斗，兩人是那場戰斗中級別最高的犧牲者。1950年，桂干生的家人曾經來平遙遷墳，將桂干生的遺骨遷往邯鄲烈士陵園。

“當年埋在豐盛村的，很有可能就是桂干生烈士和我爺爺廖綱紹。桂干生烈士的遺骨在1950年遷走，這和當地村民所說的情況相符。”廖震寰說，“正是核對了這一系列信息，我們才敢過來挖掘遺骨。”

廖震寰說，自己的奶奶，也就是廖綱紹烈士的愛人依然在世，現在生活在內蒙古。這次過來挖掘遺骨做DNA檢測的事情，他還沒有告訴奶奶，“DNA檢測的時間可能需要一個月，如果最后真的確認了身份再和老人家說吧，也算是了卻了奶奶多年的一個心愿。”

如果遺骨身份得到確認，了卻心愿的還有賈狗心一家。“我們家掃墓掃了三代人，感覺墓里的這個烈士就和我們自家人一樣了，這幾天高興得一直沒有睡著覺。埋了73年，如果身份確認要遷回烈士老家，我們可能會舍不得，但更多的還是高興，畢竟找到家人了。”賈狗心的愛人賈林香說。

王京利這天并沒有出現，他買了26日從老家前往延安的火車票，“我要幫一位名叫彭家詩的烈士尋找家人，他也是抗日戰爭的時候犧牲的，所以顧不上去平遙了。”王京利說，“我現在退休了，閑暇的時候就試著幫助烈士尋找家人，如果廖綱紹烈士身份確認了，那他就是我找到的第一個烈士，但是我希望不是最后一個，我這么做就是單純想為烈士做點事情，讓他們都能夠回家。”

文并攝/本報記者 付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