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風

“每個學生都是一顆寶貴的種子”

“教師是我最在意的身份。”鐘揚說，每個學生都是一顆寶貴的種子，全心澆灌就會開出希望之花。這些年，除了為國家收集植物種子，鐘揚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愛的種子——學生們。

凌晨5點多，爬起來給學生做早飯的，是鐘老師；爬坡過坎，以身涉險為學生探路的，是鐘老師；高原上，上氣不接下氣陪著困乏司機聊天的，是鐘老師……從小，鐘揚抱怨當老師的父母，關愛學生比管自己多。如今，他撇下一雙心愛的兒子，陪學生的時間遠超陪伴自己的孩子。

2003年，鐘揚擔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常務副院長；2012年，擔任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在任期間，他盡心竭力，推動交叉學科發展，創建了“問題驅動式”研究生教育質量監控和保障新模式，推動研究生培養質量持續提升。

“不能因為一顆種子長得不好看，就說他沒用了是吧！”鐘揚的笑聲依然回蕩在人們耳邊。他有著植物學家的獨到眼光，底子薄弱的少數民族學生、想辦退學的“老大難”、患有肌無力無法野外工作的學生……鐘揚經過“選苗”，照收不誤。他用心澆灌、培育，一個個學生競相開出希望之花，成長為有用之才。

2017年畢業典禮上，博士生德吉偷偷把哈達藏在袖子里，獻給了敬愛的鐘老師，這是藏族人心中的最高禮節。當鐘老師用藏語向全場介紹她的名字時，德吉心里有說不出的激動。

知情人都知道，到西藏后，鐘老師在復旦招收的研究生越來越少，在藏大招收的研究生越來越多。“在西藏培養一個學生很慢，可培養出來的學生吃苦耐勞，愿意去做這種高勞動強度、低回報的種子收集和研究工作。”鐘揚自豪地說，“我的5個西藏博士，至少有4個畢業后扎根西藏。”

穿藏袍，吃藏食，學藏語，連長相也越來越接近藏族同胞的鐘老師，把小兒子送進了上海的西藏學校。這個黃浦江邊長大的15歲男孩，說的不是“滬牌普通話”，而是一口地道的“西藏普通話”。“他喝酥油茶吃糌粑，跟我們藏族娃娃一樣！”藏族朋友們很愛這個孩子，這也是鐘老師的“種子”啊！

2016年的一個夜晚，西藏拉薩。鐘揚像往常一樣吞下一把降血壓、降血脂、擴血管的藥物，打開電腦。“我自愿申請轉入中組部第八批援藏工作組……”他不假思索，鄭重寫道。第六批、第七批、第八批，這已經是鐘揚第三次申請援藏了。

初始援藏，鐘揚想為青藏高原盤點植物“家底”。漫長科考道路上，他慢慢意識到，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僅僅是一位生物學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將科學研究的種子播撒在藏族學生心中，也許會對未來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再后來，他想把西藏大學的“造血機制”建起來，打造最好的平臺，把學科帶到新高度。

“不拿到博士學位授予權，我就不離開西藏大學！”來西藏大學第一天，全體大會上，鐘揚對全校師生拍了胸脯。那時的藏大，連碩士點都沒有。16年艱苦磨礪，鐘揚幫助西藏大學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第一”：申請到西藏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第一個理學博士點，為藏族培養了第一位植物學博士，帶領西藏大學生態學科入選國家“雙一流”……不僅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空白，更將西藏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2017年，西藏自己的種質資源庫也建立起來了，負責人正是鐘揚的第一個藏族博士扎西次仁。暢快啊！鐘揚春風滿面，逢人就說：“來西藏吧，我做東！”

“西藏大學的第一批人才隊伍已經建起來了，不能不去嗎？”面對鐘揚的第三次援藏，妻子明知勸阻無望，但還是想試試。“現在是藏大的關鍵時期，就像人爬到半山腰，容易滑下來。”鐘揚沉默了，他深知，妻子十幾年來獨自撐著這個家，照顧一雙幼子，侍奉四位父母，從不讓自己分心。這一次，是妻子實在擔憂自己的身體。“我想帶出一批博士生團隊，打造一種高端人才培養的援藏新模式。百年后我肯定不在了，但學生們還在。”聽到這兒，妻子流著淚，默默點了點頭。

如今，鐘揚培養的少數民族學生已遍布西藏、新疆、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云南等西部省份，不少已成長為科研帶頭人。

事實上，鐘揚的視野從沒離開過下一代。“科學知識、科學精神和科學思維要從小培養，現在讓孩子們多一點興趣，說不定今后就多出幾個科學家。”

誰能想到，一個忙得連飯都顧不上吃的大教授，每個月卻堅持抽出兩天去中小學開科普課。多年來，鐘揚以巨大熱情投入科普教育中，參與了上海科技館、自然博物館建設，承擔了自然博物館500塊中英文圖文的編寫工作，出版了3本科普著作和6本科普譯著，每年主講三十場科普講座。鐘揚，是有口皆碑的明星科普專家。

高原永生

“任何生命都有其結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懼”

9月9日，鐘揚雙胞胎兒子——鐘云杉、鐘云實的生日。云杉、云實，一個裸子植物，一個被子植物，是這個植物學家父親給兒子人生中的第一個禮物。

“今天你們滿15歲了，按照我和爸爸的約定，以后有事找爸爸！”給兒子過生日、吹蠟燭，妻子張曉艷臉上閃耀著喜悅和“如釋重負”。這個家，鐘揚總是聚少離多，一次、兩次，兒子上幼兒園時就知道忿忿地跟媽媽“告狀”：“爸爸不靠譜！”

張曉艷心中一直有個很大的遺憾，家里那張“全家福”已是12年前的了。一年前，在兒子多次懇求下，鐘揚終于答應擠出時間陪全家一起去旅游，多拍點“全家福”，可臨出發，他又因工作缺席了。

國家的項目，精益求精；西藏的學生，事無巨細；繁雜的工作，事必躬親……鐘揚無數次想了又想，都心有歉疚地拉著妻子的手說：“孩子們15歲之前，你管；15歲之后，我管！”

鐘揚是獨子，80多歲的父母獨居武漢，想見兒子一面，簡直難上加難。盼哪，盼哪，終于盼到兒子來武漢開會，“我給孫子準備了東西，你來家里拿！”老母親為了讓兒子回家，找了個“借口”。

“行，幾點幾分，您把東西放在門口，我拿了就走。”鐘揚匆匆回復。“想見他一面這么難哪！”老母親打電話給兒媳抱怨：“有時候在門口一站，連屋子都不進。有時候干脆讓學生來。我們就當為國家生了個兒子！”打電話不接，發短信不回，母親實在無法，用了上世紀的原始手段——寫信。

“揚子，再不能去拼命了，人的身體是肉長的，是鐵打的，也要磨損。我和爸的意見就是，今后西藏那邊都不要去了，你要下定決定不能再去了……想到你的身體，我就急，不能為你去做點什么，寫信也不能多寫了，頭暈眼糊。太啰嗦了，耐心一點看完。”

盡管抱怨，可家里每個人都知道，鐘揚是全家的精神支柱。有他在，妻子就可以“大事你安排，我負責配合”，父母就能“謝謝你的孝心，我們吃了保健品很有用”，兒子就有“安全而溫暖的靠山”。

鐘揚最終沒能等來又一個10年。2017年9月25日凌晨5時許，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在為民族地區干部授課返程途中，鐘揚遭遇車禍，生命定格在了53歲。

乍聞噩耗，妻子正準備出門上班。天塌了，當聽說是車禍，張曉艷訥訥地拿著電話，“這個概率太大了。”整日奔波在外的丈夫，經常以身涉險的丈夫，長期睡眠不足的丈夫……天天擔心，天天擔心，這個擔心終究還是發生了。

生怕父母受刺激，張曉艷托人把老家的網線拔掉，在上海滂沱的大雨中，帶著兒子直奔機場。

“媽媽，到底怎么回事？為什么我們要去銀川？”面對兒子的疑問，張曉艷無言以對。然而路上，孩子還是從鋪天蓋地的媒體上得知事實，“父親，你敢走啊，我還沒長大呢……”懂事的孩子不敢刺激媽媽，哭著在QQ空間里寫道。

千瞞萬瞞，一條老友“二老節哀”的短信，還是讓老兩口瞬間墜入冰窟。白發人送黑發人啊！80多歲的老父親一下子仰倒在沙發上，嚎啕大哭。老母親強忍著收拾行李，去銀川，去銀川看看兒子去啊！

“鐘揚啊！你說話不算數，你說孩子15歲以后你管啊……”車禍現場，張曉艷癱倒在地。她不敢相信，煤氣中毒、腦溢血挺過來了，高原反應和野外涉險挺過來了，這么平坦、這么寬敞的一段柏油馬路，怎么就出事了呢？

鐘揚坐在疾馳的汽車上，在猝不及防中結束了寶貴的生命。在生命最后一瞬間，他在想什么？他在牽掛誰？

銀川殯儀館，700多個花圈，淹沒了廣場和紀念大廳。祖國各地的親朋好友來了，世界各地的親朋好友來了。鐘揚的第一位藏族博士扎西次仁，握住鐘揚父親的手說不出話來，抱歉，他想說抱歉，鐘老師是為了我們，很少顧及家里。“扎西啊，鐘揚以后再也不能幫你們做事情了。”老爺子哆嗦著嘴唇開口，竟這樣說。

“鐘老師，您不聽話啊！我們天天囑咐您別再跑了，您不聽啊……”

“鐘老師，您那么大的個子，怎么躺在了那么小的水晶棺里。”

“鐘老師，您說等您回來，給院系黨支部上黨課，學習黃大年同志的先進事跡。”

“鐘老師，一路走好，我是西藏大學的學生，您撒在高原上的種子，我們負責讓它發芽。”

“父親，你終于可以休息了。可是，要問問題時，我找誰呢？”

……

當人們把車禍賠償金拿給鐘揚家人，老父親堅決不肯收。他流著眼淚，用很重的湖南口音說：“這些錢是我兒子用生命換來的，我不能收。”最終，一家人決定，把鐘揚138萬元的車禍賠償金和利息全部捐出來，發起成立“復旦大學鐘揚教授基金”，用于支持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才培養工作。“這是我們家人能為鐘揚未竟事業做的一點事，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張曉艷泣不成聲。

現在已是西藏大學副教授的德吉，一直想給鐘老師做一身藏袍，“鐘老師特別像我們藏族漢子，他已經答應了，可我再沒機會了……”總愛請鐘老師開導自己的碩士研究生邊珍，不知道偷偷給老師發了多少條微信，她總盼望這是一場夢，“我沒事啊！”那樣爽朗的笑聲，還會響徹耳邊。而在上海海岸線，茁壯的紅樹林幼苗已繁衍出第三代，也許有一天會成長為上海新的生態名片，這是鐘揚送給未來上海的禮物。

鐘揚的骨灰被他的學生莊嚴地撒入奔騰不息的雅魯藏布江，江水嗚咽，寒風卷著浪花，痛悼他的離去……奔騰不息的浪花會將他的骨灰送到青藏高原的每個角落，成為祖國山河肌理的一部分，而他，將永遠再不會與這片深愛的土地分離。

鐘揚那帶著湖南味的普通話依然回蕩耳邊：“任何生命都有其結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懼，因為我的學生會將科學探索之路延續，而我們采集的種子，也許會在幾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發芽，到那時，不知會完成多少人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