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經之路——

把握發展的階段性特征

從國際社會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個新奇的經濟社會現象。

統計顯示，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諸如馬來西亞、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之后數十年里卻一直停滯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階段。世界銀行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從1960年到2008年間，全球101個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中，只有13個成功發展為高收入經濟體。

從上述研究結果看，我國正處于從中高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鍵期，存在著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需要各方未雨綢繆、積極應對。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認為，經過多年調整，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但經濟運行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風險尚未根本消除，中國必須跨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這“三大關口”。

“‘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直接表現，就是看一國能否順利實現產業升級，特別是能否保持和提升該國在中高技術制造業上的國際競爭力。”許召元表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多數表現為中高技術產業競爭力不能提升，沒能實現向高附加值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為主的轉型升級。

數據顯示，阿根廷在1984年至2002年間，高技術制造業比重從16%降低到10.3%；1992年，巴西高技術制造業出口比重為14%，在2005年提高到26.0%，到2013年時又下降到16.0%；馬來西亞于1977年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在其制造業結構中，高技術制造業規模在人均GDP8000美元后不增反降，出口比重也沒有持續增長。

在蔡志洲看來，政治體制上無法創新，經濟體制改革不徹底，特別是隨著經濟增長帶來的腐敗行為滋生，再加上技術創新乏力、對外部市場過于依賴等因素，共同導致了這些國家長期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

“對照‘中等收入陷阱’國家所面臨的困境，‘四個全面’‘五位一體’布局對于有效防范化解風險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蔡志洲認為，當前中國政治穩定，經濟持續向好，市場潛力巨大且產業體系完善。與此同時，中國高度重視創新驅動，已成為與美國并駕齊驅的全球兩大創新中心之一。應該說，中國不會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積極應對——

以高質量發展實現跨越

“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么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發展。”2014年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同工商咨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時表示，有信心在改革發展穩定之間以及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點，使中國經濟行穩致遠。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帶來的風險，圍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的深刻調整和變革等，深入思考和把握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方位，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

許召元表示，近年來中國經濟在轉型升級、提質增效、脫貧攻堅等方面展現出眾多積極變化，為邁向高質量發展奠定了扎實基礎。未來，中國經濟將不為“中等收入陷阱”所攔所困，平穩有序邁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隨著中國進入工業化后期，高技術、高附加值產業將成為經濟的主導產業，企業發展模式將從要素投入驅動為主轉向創新驅動為主，要適應這個轉變，政府和企業都需要進行相應的改革和調整，但根本在于政府進一步深化改革，重塑行為模式，提升治理能力。”許召元說。

學者賈康也在多個場合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對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改革取得“決定性的成果”，才有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后勁。要通過制度創新打開科技創新和經濟創新的空間，以這“關鍵的一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為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多位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表示，從中國經濟發展現狀看，要達到世界銀行的高收入門檻，無論從資源條件、科技發展來看，還是從市場需求、供給能力來考量，目前已不再是太高太遠的目標，中國未來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并無多大懸念。

“不過，與高收入國家相比，中國的人均GDP僅為其五分之一左右，還有很大追趕空間。”蔡志洲表示，在跨越這一水平之后，得益于較好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中國還將保持相當長時間的中高速發展。當前，我們不要為各種“唱衰論”所左右，而是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合力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