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干擾素之父”

52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侯云德酷愛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時隔70多年,侯云德仍清楚地記得,在馬克思的著作《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第十一條寫道,“認識世界的目的是為了改造世界”。這幾乎成為他一生的座右銘。

1962年,學成歸國的侯云德來到中國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為了當時國家需要,投入到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基礎研究中,在國內首次分離了一系列副流感病毒,揭示了其傳播規律,然而,“基礎研究固然能看清病毒的‘真面目’,但找到能對付病毒病的武器,解決患者的痛苦則顯得更為迫切。”侯云德回憶說。

90年代,侯云德院士在病毒基因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大樓門口留影/資料圖片

70年代初,侯云德在對中藥黃芪的抗病毒研究中發現,黃芪能夠誘導人體產生一種可廣譜抗病毒的物質——干擾素,這種50年代就被國外科學家發現的糖蛋白當時已經被制備成抗病毒藥品,但進口價格昂貴,極為稀缺,這引發了他強烈的科研興趣。中國人能不能做出自己的干擾素?幾經探索,他決定選擇這種物質作為治療病毒病的突破口,開始研發的“戰略性”轉移。

一開始,侯云德選擇用人臍血白細胞誘生制備干擾素。然而,8000毫升人血才能制備1毫克干擾素——一支兩百五十分之一毫克的干擾素,當時成本就要一百多元人民幣,這樣的藥物,怎么可能在一個十億人口的國家推廣使用呢?

正在一籌莫展之時,1977年,人的生長激素釋放抑制因子的基因工程在美國宣告成功。這一消息轟動了世界,也震動了侯云德。他大膽設想,可以引入基因工程的辦法,讓細菌來大量生產干擾素。

1979年,基因工程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聞所未聞,更遑論生物技術。利用基因工程制備干擾素,需要非洲爪蟾蜍的卵母細胞,但去哪兒找非洲爪蟾蜍?侯云德不愿放棄,他多方聯系,反復嘗試,最終在北京郊區的飼養場找到了一種非洲鯽魚,它的卵母細胞成為理想的替代品。當年,侯云德在美國紐約舉行的國際干擾素會議上宣讀了這個制備干擾素的“土辦法”,由于操作簡便,立即受到了國際專家的高度評價。

功夫不負有心人。1982 年,53歲的侯云徳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中國人抗病毒反應優勢的人α1b 型干擾素基因,并成功研發出國際上獨創的國家 I 類新藥產品重組 α1b 型干擾素,臨床證明,對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細胞性白血病等有明顯的療效,且與國外同類產品相比副反應小得多。

“中國人有了自己的干擾素,這是我國第一個基因工程創新藥物,實現了我國基因工程藥物從無到有的突破,開創了我國基因工程藥物時代的先河!”中國工程院院士趙鎧評價,“侯云德可謂一名真正卓越的科技工作者。”

90年代,侯云德在指導學生實驗/資料圖片

隨后的10多年里,侯云德帶領團隊利用基因技術先后研制出8種基因藥物,并全部實現了技術轉讓,α1b 型干擾素拿到批文后,由深圳一家公司規模化生產,僅短短兩年就奪回由國外產品占領的60%的市場份額。

北京三元基因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程永慶至今難忘,在1991年的一天,侯云德將他叫到自己辦公室,打開抽屜,指著滿滿的干擾素論文對他說,“小程,咱們國家現在還缺醫少藥,好藥靠進口,你說這些論文要是都能趕緊變成藥讓老百姓都用上,該多好啊!”

侯云德與同事程永慶交流/資料圖片

如今,侯云德的夢想已經一步步變成了現實。目前,我國90%以上的干擾素藥品實現國產,α1b 型干擾素在我國已經使用數千萬劑,用于數百萬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兒童呼吸道傳染病的治療,并每年為國家創造上億元的外匯價值。

直到今年,這位中國“干擾素之父”還在叮囑程永慶,“雖然國外的干擾素300元一支,而我們只要30元,但在鄉下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 我希望,價格能爭取降到20元一支,要讓所有人都用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