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做的盾牌

首部《反家庭暴力法》推出后，山東律師王新亮案頭的求助熱線愈發繁忙：過去每年只響起二三十次的鈴聲，立法后的這一年半里，響起了600多次。

參與反家暴公益維權6年，王新亮最怕的，是電話那頭的求助者突然銷聲匿跡。

他6年前代理過一樁離婚案，女人結婚一年，被赤身裸體打出家門10多次。她光著身子跑進飯館，男人提著刀沖進來，飯館老板拿刀才把他趕走。她找保安求助，氣急敗壞的丈夫連保安都打。她躲回娘家，憤怒的丈夫拿菜刀砍防盜門，等到警察趕到，門幾乎被砍穿了。

盡管有多次報警記錄，可當她走向法庭，等來的結果卻是“感情未完全破裂”，不準予離婚。走投無路的女人選擇瞞著所有人離家出走，躲到男人找不到的地方。

次年，王新亮在濟南聯合3所高校、6家律師事務所成立了“反家庭暴力建言暨維權聯盟”。

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統計顯示，全國24.7%的家庭發生過不同程度的家暴。婦聯系統每年受理家暴投訴近5萬件。

相比之下，自2016年3月法律實施至年底，保護家暴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保護令”，全國法院發出總數為680份。

“有時原告哭得聲淚俱下，我真的很為難”

不久前，徐義鳳(化名)找到王新亮求助。從結婚第一年起，她已經被丈夫揍了整整12年。

暴力的開始，是口角到激動時的一記耳光。隨后變成了推搡，腳踹到身上，拳砸在頭上。徐義鳳發現丈夫愈發武斷，凡事都不與她商量，只下命令。她的生存空間也越來越小：丈夫揍她時，她通常蜷縮在墻角，不敢反抗。

2008年，婆婆不小心用熱水燙到了兩歲的孩子，徐義鳳忍不住抱怨。丈夫沖過來，拎著馬扎砸破了她的頭，又摁著頭往墻上撞。徐義鳳縫了8針，落下頭疼的毛病。沒過多久，一次吃飯拉家常時，她丈夫又被某句話激怒，端起盤子敲在她頭上，還把她推在地上跺了幾腳。

忍無可忍的徐義鳳決定離婚。可在法庭上，她拿得出的“證據”，僅僅是一份頭被打破的病歷，還無法證明是丈夫所致。最終，法院裁決雙方僅有“家務矛盾”，不準予離婚。

在《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護令是一大亮點。這份民事裁定規定，家庭關系中的施暴者，必須在一定時間內依照規則遠離受害者，從而起到保護作用。可問題在于，無論是申請保護令，還是在離婚訴訟中證明對方家暴以爭取補償，依舊需要嚴密舉證。

王新亮表示，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想要證明家暴行為，一般要有出警記錄，配套相應的病歷或傷情鑒定書，很多受害者根本沒有法律意識，也沒能提交法庭所需的足夠證據。“有的法官還認為一次行為構不成‘家暴’，需要反復多次的固定證據。毆打幾次、程度如何，都還要看法官的尺度”。

魏曉玲(化名)就陷入困局。王新亮幫她打了離婚官司。她聲稱被丈夫毆打了8年，還經常遭遇各種侮辱，離家出走也會遭受短信威脅。可在漫長年月里，她沒有留下有力證據，連短信記錄也刪得一干二凈。丈夫在庭上堅稱是“家務事”，僅僅“推搡”了她。

濟南市歷城區法院家事少年審判庭庭長王文燕遇到最多的案件，往往是原告聲稱自己遭遇了長期、嚴重的暴力行為，身上也確實帶著重傷。可能夠上交的證據只有零星的病歷，被告則對一切矢口否認。“有時原告哭得聲淚俱下，我真的很為難。”但她表示，“誰起訴，誰舉證”的法律原則適用于所有人，主審法官無論內心如何同情，都不可能作出“誰哭聲大誰有理”的判決。

從《反家庭暴力法》頒布至今，她所在的法庭共發出了4張保護令，無一例外，全部備有詳盡的出警記錄和傷情報告。有原告試圖拉來鄰居作證，絕大多數情況下，沒人肯出面。

這種情況不局限在一地。2016年，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公布的近3年來涉家暴婚姻案件數據顯示，在213件婚姻家庭案件中，法院認定構成家庭暴力的案件僅為22件，認定率為10.3%。即使在當事人提交了家暴或法院調取了證據的98件案件中，也僅有17件獲得了法院認定。

現實中產生更大落差的，是《反家庭暴力法》將“精神暴力”也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疇。在王新亮看來，這一領域的司法實踐和實施細則幾乎空白，舉證難上加難。

去年3月，蘇州兩位老人向王新亮哭訴，女兒婚后遭遇長期精神暴力。據他們稱，女婿新婚伊始即與女兒分床，長期辱罵女兒，禁止她與娘家人見面。直至2015年9月，女兒跳樓自殺，死前日夜不眠，自言自語，女婿都未給予關心。

王新亮帶他們去派出所報案，可因為沒有證據，材料當場就被退回。

咨詢的問題，往往是“怎么能讓他別再打我”

剛開展反家暴公益咨詢時，王新亮經常感到疑惑，自己只是給些最基本的建議，比如“遭遇家暴時一定要走出來，遠離施暴者”，就能收獲連綿不絕的感謝。婦女們會泣不成聲，說“心里亮堂多了”。

時間久了他才明白，這些人的環境缺少產生勇氣的土壤，支持來之不易。

離婚訴求被駁回后，徐義鳳在娘家躲了3個多月，男方家沒有一個人勸她回去。倒是她的父母和朋友不停勸說，“日子還要過”。在日后漫長的爭端中，她的母親被丈夫辱罵，哥哥被丈夫踢打，甚至用刀追著跑。可這些委屈，娘家人都忍了下來。自我安慰的話通常是那幾句，“畢竟是孩子的爹”“沒準再磨合下就好了”。

那一次，她確實選擇了回家，并且很清楚自己將面臨什么。在那個家庭里，公公會當著她的面，用搟面杖毆打婆婆，往婆婆身上澆開水，就像她丈夫毆打她一樣。不同的是，這次回來后，婆婆開始教育她，“要學會忍讓”“多為男人著想”。

這種思維發揮了威力：在接下來的8年多里，丈夫的拳頭依舊時不時落到她身上。她開始自我反省，每次挨打后都覺得是自己錯了。難過到不行時，她會想“孩子怎么辦”，隨后就會感覺丈夫“不生氣的時候也挺好”。如果不是去年，丈夫再次把碗摔在她頭上，還要拿刀去砍她的家人，她沒再想過離婚。

類似情況不只發生在文化水平較低的家庭。王新亮援助過一位大學教授。她的臉上時常有傷，同事每次關心地問起，都被搪塞過去。直到被毆打至重傷住院，她家庭的隱秘才被揭開——身為干部的丈夫在十幾年中對她進行反復毆打。忍氣吞聲的原因只有一個——“面子”。

2015年，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爾梅曾透露，在我國，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會選擇報警。

在近一年半接到的600多個咨詢熱線中，真正試圖找王新亮維權的受害者也僅有70多位。其他人咨詢的問題，往往都是“怎么能讓他別再打我”“怎么能安生過日子”。

這種期望通常很難實現。山東女子學院教授張雅維跟蹤過大量家暴案例，大多呈現“第一次眼眶青了，第二次骨頭折了，第三次脊梁斷了”的趨勢。

“對于家暴，應該‘零容忍’。”婚姻心理學專家宋家玉提出，很多家暴受害者總覺得，自己挨打屬于夫妻矛盾，并不清楚施暴者會上癮，“只要有了第一次，只會越來越重。”

宋家玉每年收到大約6000份婚姻問題咨詢，其中有1000份涉及明確的身體暴力。他發現，施暴者的手段大多明確單一，有人只扇耳光，有人就喜歡把被害人踹到墻角，“這意味著他們有著明確目的性，特定手段可以令他們最好地發泄情緒。”很多人施暴后，會想盡辦法表達歉意，比如下跪，寫保證書，或者進行各式的物質補償。這又使被害人收獲“得到感”，經過循環往復，二人往往會形成一種“病態的平衡”。

這種平衡下，縱使偶爾的暴行令受害者忍無可忍，向警方求助，訴求實質上仍是“修復家庭關系”。但法律并沒有這種功能，只能將施暴者拘留乃至逮捕。這種落差使得很多家暴受害者主動放棄追責。

魏曉玲擺脫家暴的努力也險些半途而廢。她的父母對她說，要是真離了婚，他們就沒臉出門。她唯一一次報警，電話那頭的警察提醒她，“我要是去了，你丈夫就完了，工作也沒了，你也丟人了，孩子怎么辦？我看我還是別來了。”

模棱兩可的情況也出現在司法領域。王文燕坦誠，在如今《反家庭暴力法》缺乏實施細則的情況下，家暴認不認，人身保護令發不發，怎么發，十分依靠法官的個人經驗。

“保護令畢竟要送到施暴者的社區甚至單位，會有法官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無過便是功。這在無形中傷害受害者。”王新亮代理的一起案件中，受害者擁有兩組出警記錄配合驗傷報告的完整證據。可主審法官說，“家庭暴力需要反復，偶爾打一兩次算什么？”

今年，他還代理了一起證據相對充分、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家暴案件。法官一開始回復，“這邊還沒下發過保護令，讓我們研究研究。”3個月后，法官對他說，“我們院還沒發過，所以先不發了。”

類似的判詞，幾乎和6年前一模一樣

《反家庭暴力法》推出整整21個月后，如何讓紙面上的條文真正影響到千家萬戶，成了一線法律工作者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王新亮今年11月發起了“中國反家庭暴力求助網”。

“一些國家的類似法律，僅有關保護令的條目就達六七十，我們整部法才38條。”在王新亮看來，《反家庭暴力法》不夠細致，繼而導致實施難。比如“具體什么程度算作家暴”“家暴施暴者在離婚時該做出哪些賠償”“人身保護令的具體核發條件”，全部是一線法律實踐中亟待解決的難題。

王文燕也感覺，目前的《反家庭暴力法》用起來“不太順手”。欣慰之處在于，自新法頒布后，濟南的司法系統始終面向基層法官調研、征求問題。這讓她相信，現狀僅僅是“新法誕生后必要的過程”。

她擔心的是，“執行方面也缺乏實施細則。法律如果不能令行禁止，不遵守之后沒有懲戒，當事人不知敬畏，就會產生惡的示范效應。”

在她擔心的背后，《反家庭暴力法》頒布首月全國頒發的33份保護令中，就有4名施暴者以不同形式挑戰了司法權威。有施暴者在受害者已然拿到保護令的情況下，公然在法院門口進行撕扯。

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表示，施暴者違反保護令時，公安機關和人民法院共同負責。但在張雅維等人看來，對違反保護令的懲戒目前很難嚴格執行。法院執行部門很難在較長時間內保護受害者的人身安全。有的施暴者違反保護令后，承擔的后果僅僅是訓誡或罰款，甚至根本沒有執行處罰。很多時候，只能憑借當事人對法律敬畏的“自覺性”。

宋家玉曾經疏導過一位直轄市的廳局級干部。他對妻子施暴時，總掐脖子，一度令她險些窒息。這位干部垂著頭對宋家玉說，自己也很痛苦，可是克制不住。這已經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前兩任全被打跑了。”

“軟硬手段要齊頭并進，法律之后要跟上心理治療和疏導。”宋家玉說，自己見過不少施暴者離婚后再婚，一次次陷入同樣境地，給更多人帶去不幸。還有很多受害者，即使申請下保護令，內心想的依舊是“修復家庭關系，恢復正常生活”，可社會上至今缺乏能夠給予引導的機構。

王新亮經手的一個案例，近60歲的農村婦女，自稱被丈夫毆打了一輩子，忍無可忍要求離婚，為此不惜凈身出戶。可離婚后不久，因為沒有生存能力，她不得不回到前夫家借住。很快，二人又過起了同居的生活。

用張雅維的話說，反家暴的很多工作，都在“反家暴法”外。無論走進家庭，為弱勢者賦權普法，還是培養家暴受害者的技能，給予他們獨立生活能力，都是十分長期的工作。

“一切都開始了，但一切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王新亮舉了個例子，濟南市的反家暴庇護中心很早建成，可整整半年時間，只接收過一位受害者。這位受害者茫然無助地躲進中心提供的小屋，以為“反家暴”就是等丈夫消氣，并不知道中心還有心理輔導、法律援助等服務。

去年《反家庭暴力法》實施后，王新亮又代理了一起案件。他的當事人在一年里被丈夫反復毆打，直到最后被生生掰折了手指。警察告訴她，可以逮捕她的丈夫，但從此“孩子政審會有問題，上學升遷都受影響”，她哭著放棄了追究。她起訴離婚，法官給的結果是“感情基礎尚在”，不準予離婚。

她只能跟著男人回了家。今年年初，王新亮又一次收到電話，她在電話里驚恐地聲稱自己再次遭受虐打，過幾天就來求助。這是她最后一次來電。王新亮再也無法聯系到她。

他不太敢想這個女人如今怎樣。在她第一次起訴離婚的判決書上寫著：“雖然雙方在生活中常因家庭瑣事產生矛盾，影響了夫妻感情，但并不足以導致夫妻感情破裂。只要雙方在今后的共同生活中相互照顧、相互尊重，加強交流，遇事多溝通，多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還是能夠繼續維持穩定和睦的家庭的。”

類似的判詞，幾乎和6年前一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