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不少專家開始質疑幼兒園、小學的私立化。孩子的安全、教育問題，造成了家庭的混亂、家長的焦慮。對待這些輿論困惑社會矛盾，我們不能因噎廢食而全面否定私立教育，但是，對于已經發生且逐步擴大的問題，也不應視而不見。

北大王蓉教授表達過如下觀點：在人口收入差距顯著的社會中，大量中高等收入的家長可能逃離公共教育體系而在私立部門中尋求更高水準的服務，公立學校特別是基礎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逐漸成為低劣質量機構的“代名詞”。目前在我國不少城市的基礎教育領域已經非常突出，更令人擔憂的是，民辦學校與公辦初中的質量差距越拉越大，公辦學校的劣勢愈發明顯。可以說，王蓉教授的表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下教育現實。

今年秋季開學初，一篇刷屏的10萬+文章《牛蛙之殤》，就清晰地表達了一個上海中產家庭，為了孩子進入所謂四大民辦小學的努力與焦慮。這篇《牛蛙之殤》盡管是軟文，但是，對照當下中國教育現狀，文章中所敘述的入學經歷，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那就是，基礎教育階段，尤其義務教育階段，在一些地方，民辦學校教學質量正在取得碾壓優勢，從而成為眾多望子成龍家庭之首選目標。

這種現象，應該引起關注中國教育走向的有識之士注意。因為，這種傾向，和當前中國教育實施的公辦、民辦并行的雙軌制供給模式有關，而雙軌制供給在制度設計層面的一些缺陷日益凸顯。

民辦學校之所以發展迅猛，并對公辦學校形成領先優勢，主要是兩個原因造成的：一個是政策層面；一個是機制方面。在政策層面，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前，對于民辦教育沒有營利性和非營利性之區分，那段時間，民辦學校野蠻生長。地方政府在教育產業化思潮引領下，以及減輕財政壓力的現實需求中，在優惠政策、師資輸送、學生錄取諸多方面，給予民辦學校各種支持扶持。雖然國家在制度層面，對于民辦教育有著各種管理規范，但是，地方政府的態度基本上是以放活為主，對民辦學校的不規范之處，往往無為而治；在機制方面，民辦學校作為私立部門，發展過程中充分顯現出了私營市場經濟主體的靈活性，無論是政策執行、資源獲取，還是學校常規管理，都目標明確，身段柔軟，韌勁十足。這種靈活性背后，是資本的逐利天性，《民辦教育促進法》定位“民辦教育事業屬于公益性事業”，可是，這種良好初衷，在貪婪的資本面前，有些一廂情愿。應該說，民辦學校(幼兒園)的存在，發揮了緩解學位不足、提供優質教育資源的正向作用，但也不可否認，大多民辦學校，在承擔“公益性事業”責任的同時，追求利潤最大化，也是客觀事實。

政策與機制的稟賦差異，使得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在發展過程中，處于不平等競爭狀態，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劃片錄取，民辦學校跨學區錄取，公辦學校就近免試入學，民辦學校明里暗里各種“掐尖”，公辦學校嚴格執行學生在校時間規定，民辦學校利用寄宿制優勢培優補差，如是等等，不一而足。其結果，就是民辦學校，主要是義務教育階段的民辦學校經過多年發展，在教學質量和效益上，整體上形成了對公辦的超越，并取得了明顯優勢。其后果，就是對于大多數選擇了公立學校的孩子而言，在義務教育階段，和進入私立學校的孩子，在教育資源占有上，形成了事實上的不平等。于是，在一些地方，私立幼兒園、私立小學到私立初中，然后到優質高中，然后到優質高等教育，環環相扣，私立學校良性循環，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問題進一步放大，馬太效應形成，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成為優質資源代名詞，公辦學校則淪為兜底式低劣教育代名詞。

客觀地說，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產階層崛起，社會需求多樣多元，公共產品多元供給、分層供給，是大勢所趨，教育也不例外。是故，中國教育實施雙軌制供給模式，實屬正常，無可非議。而且，從制度設計層面來看，雙軌制供給：一方面，能豐富群眾選擇，另一方面，能在競爭中促進發展。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教育發展的現實、現狀，有些背離設計初衷，群眾選擇的確豐富了，競爭卻開始走向失序甚至失控，潛藏隱患。

筆者認為，化解中國教育在這一領域可能面對的風險，可從三個方面入手發力：一是制度供給方面，新修訂的民促法雖不允許義務教育階段設立營利性民辦學校，下一階段，各地也將制定出臺細化管理措施，但在民辦教育機構遍地開花且打法靈活的現實情況下，多頭管理的行政現實，恐很難將監管落到實處，所以，如何平衡公辦民辦教育制度稟賦差異，讓兩者在同一賽道上公平競爭，是當務之急；二是政策導向方面，應務實強化公辦學校質量意識，立德與樹人辯證統一，兩手抓兩手硬，因為，家長在選擇教育資源上，是用腳投票的，理想再豐滿，現實很骨感；三是動力機制方面，重點是優化績效工資效用，改革職稱評聘制度，以激發公辦學校教師活力。

如是，逐漸形成公辦教育主導、民辦教育補充之格局，二者相輔相成，才能切實踐行以最廣大人民為中心的教育發展觀，努力為每個孩子提供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整體上降低中國家庭教育成本。

(作者為江蘇連云港贛榆區教育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