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寧夏西海固、甘肅定西和河西走廊“三西”扶貧作為中國專項扶貧的起點，到現在已經35年了，在這不太長的時間內，中國農村發生了很大變化，扶貧的方式也同樣在改變。中國扶貧方式的特點之一是以開發式扶貧為主，也就是貧困農民通過生產活動增加收入，改善經濟狀況，最終實現脫貧。將現在的扶貧產業與最初的扶貧產業相比較，我們發現已經發生了兩個根本性的轉變：首先是產業的目標已經從維持貧困人口的基本生存轉變為市場化生產；其次，產業的主體已經從貧困農戶轉變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這個過程中，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正在成為新型農民。

在開始大規模專項扶貧之初，貧困問題首先表現為溫飽問題，缺乏足夠的食物是貧困農民所面臨的最大困難，1986年公布的貧困線只有206元，這些收入僅僅可以滿足貧困戶吃飽肚子，連營養都談不上。而且計算貧困戶收入也并非看現金收入，而是把各項收入都折算為現金，所以當時有人抱怨貧困戶的收入經常被高估，因為家里養的雞、豬都折算成農民的收入，即使他們沒有被出售。

扶貧的目標在于解決溫飽問題，那么農民自己養的豬、雞當然會被算成收入，因為即使被家庭消費了，也是提高了農民的營養水平。在這種扶貧的背景下，提高農民家庭的生產能力，特別是糧食產量，是反貧困的主要措施。在上個世紀的扶貧實踐中，許多扶貧措施都是圍繞提高糧食產量而設計的，比如建設水利灌溉設施，提供新的品種和改善土壤條件，增加肥料使用等等。這些措施對于貧困家庭增加糧食產量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進入精準扶貧時期，扶貧目標已經轉變，隨著農民生活的迅速商品化，開發式扶貧也變成如何增加農民的現金收入。扶貧目標已經大大提升，新時期的扶貧目標是“兩不愁三保障”——吃不愁、穿不愁，醫療、上學和住房有保障。實現這個目標需要現金收入，即使是“兩不愁”，與過去的溫飽水平也不同了，現在農民吃的糧食不少是從市場上買來的，而非自己家庭生產的，衣服更不是自己家里能夠生產的。“養牛為種田，養豬為過年，養雞為換油鹽針線”式的農民家庭不能說沒有，但是已經越來越少了。

這種條件下，扶貧首先不是增加糧食產量，而是如何幫助農民進入市場，產業發展不僅僅是農民要生產出盡可能多的農副產品，還要幫助農民將生產出的產品銷售出去，這比單純的提高產量困難多了。有些產業項目失敗并非失敗在生產環節，而是失敗在銷售環節。

扶貧的目標已經從提高糧食產量、實現溫飽轉向了滿足市場需求，扶貧策略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過去扶貧基本是在農戶和社區層面做工作，改善社區的基礎設施水平并形成社區互助，提高農戶的生產能力。特別是在貧困山區，家庭多樣性生計是穩定維持生存的基本策略，一個家庭之內，有人外出打工，有人務農，務農也是包括了家庭的種植業、養殖業和采集業。養的豬賣不出去還有撿蘑菇的收入，打工不景氣還可以回家種田，盡管收入不會很高，但是相對來說是穩定的，風險比較小。

然而，要大幅度提高農民收入，需要走專業化和規模化的道路，這與一家一戶的經營模式就產生了矛盾。在近年來的扶貧實踐中，特別是在對深度貧困地區和深度貧困農戶的幫扶過程中，公司和公司化經營的合作社被引入到精準扶貧，通過土地流轉或入股，貧困戶與土地之間的聯系已經斷裂，家庭式的農業經營在快速減少。

在農業專業化和規模化發展過程中，農業從勞動力密集型逐漸轉向資本密集型，農戶已經明顯失去經營的優勢，國家通過財政投入和金融服務，保障了貧困農戶的三重利益。首先是土地收益。在土地流轉過程中，農民獲得了土地流轉租金，且在多數地區，這些流轉租金可能高于農戶經營糧食作物的收益。

其次是農戶的資產收益。一些農民以土地或其他的物資作為資產入股，享受股份分紅。對于貧困戶來說，政府投入的扶貧資金往往可以轉化為公司投資中的貧困戶股份。再次是務工收入。對于扶貧資金投入支持的企業，往往對貧困戶務工作出明確規定，比如貧困戶優先進入企業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一些貧困戶還有權利從企業租賃土地按照企業的統一要求生產農副產品。

在扶貧和產業發展過程中，由于政府的大力推動，貧困地區的農業經營方式正在發生變化，而貧困戶的身份往往率先發生變化，他們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農民，而是成為了不大穩定的產業工人。與傳統的產業工人不同，他們本身還有很多因為扶貧而帶來的政策性收益和資產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