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胖胖”

鐘揚常年帶著一個厚重的雙肩包去野外。學生趙佳媛說，包里有筆記本電腦，還有厚厚一大摞稿子，有時是學生的論文，有時是出版社拜托的翻譯稿，有時是參加會議的發言草稿。

事情太多，他平時衣袋里還裝著很多小紙片，上面密密麻麻寫著一條條待辦事項，每做掉一項就劃掉。即便如此，找他開會和討論學術問題的人絡繹不絕，他也耐心地一一處理好。

每次出差回來，召集學生開會或制作標本，同學們都非常開心。因身材較胖，性格和藹可親，亦師亦友，大家在背后稱其為“鐘胖胖”。

他常在飯桌上談自己的故事，用十分風趣的口吻。西藏大學理學院副院長劉星、復旦大學教授丁滪都記得，每次吃飯，都會變成鐘揚的單口相聲，“他有太多故事了，讓吃什么都變得不重要了。”

聽過鐘揚講座的復旦大學博士生小徐表示，老師善于講課，“講兩個多小時，到結束時，你還會覺得時間過得太快了。”

就連考試也很“新奇”。趙佳媛回憶，鐘老師為大三學生開設《生物信息學》課，期末考試內容之一就是，為用來做教材的《簡明生物信息學》挑刺——這本書他是第一作者。

多名學生介紹，老師“不允許任何一個學生掉隊”，會根據學生特點“定制”專屬的成長計劃。

有位學生對科研工作并不十分熱愛，但對國際事務與接待工作特別上心，鐘揚看在眼里，每次遇有相關事務都交給他去做，經過幾年培養，該學生博士畢業后到了丹麥領館工作。

有位學生熱愛課堂教育，鐘揚便把國際學生課程的教授交給她負責，經過幾年積淀，她成了鐘揚國際教學的左膀右臂，畢業后如愿到復旦附中國際部任職。

紅樹林與博士生

上海浦東南匯東灘濕地附近，一塊十畝大小的田地里，種著一片樹苗。這是鐘揚培植的紅樹樹苗，最早一批是9年前種下的。

當時，中國自然分布的紅樹林所能達到的最高維度，在福建；人工栽種的紅樹林，緯度最高的在溫州。

“既然沒人嘗試種過，怎么知道在上海種不活呢？”鐘揚申報在上海種植紅樹林這一課題。

其他植物學專家均持否定態度，認為這根本不可能。鐘揚仍堅持一試。他在研究中了解到，上海歷史上曾有過紅樹林，二十幾萬年前的化石就是證據。他也堅信植物自身對環境有很強的適應性。比如，小麥最早起源于中東，但已在世界各地廣泛種植。

最終，課題組經多次研究、實驗，克服上海溫度、鹽度方面的限制，紅樹林不斷適應周圍環境，開始生長。

西藏大學教授拉瓊評價鐘揚“是個敢想敢做的人”。

2010年，鐘揚成為第六批援藏干部。3年援藏結束，他又申請繼續留任，先后擔任西藏大學理學院副院長、西藏大學校長助理等。

鐘揚曾說，西藏大學的植物學博士點不批下來，自己就不離開。那時學校理科碩士點一個都沒有，植物學專業沒有教授，也沒有一位老師有博士學位。拉瓊以為那是大話。

但在鐘揚及學校師生努力下，2011年，西藏大學植物學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點獲得批準；2013年，西藏大學生態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點獲得批準，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史的空白。

如今，西藏大學的植物學研究已初具規模，擁有了植物學博士生導師1名，副教授4名，講師5名，而且大多數老師都具備國外學習和研究工作經歷。

拉瓊稱，忙的時候，鐘揚常常上一個星期還在西藏，下個星期便到了上海。拉瓊曾勸過鐘揚，工作節奏不要這么緊。鐘揚則幽默地回答：“玩的就是心跳嘛。”

“種子獵人”

鐘揚幾乎一輩子都在收集種子，常年在海拔幾千米的山間奔波。

16年前，鐘揚在工作中發現，我國生物多樣性排名倒數第一、倒數第二的上海和北京，集中了約50%的相關人才，而排名前列的西藏卻很少，“青藏高原有2000種特有植物，那是每個植物學家都應該去的地方。”

2001年，鐘揚踏上青藏高原，做的第一件事是收集種子。

這片高原上，有近6000個能結種子的高等植物物種，占全國的18%，數量大，質量也非常好。“非常糟糕的是，由于全球環境的破壞，人類活動的劇烈，在了解和知道它能否被利用前，很多種子就已經沒有了。”鐘揚曾倍感惋惜。

有次，鐘揚發現一種桃核光滑的毛桃，就在高原上釆摘了8000顆。為了不損壞種子，他發動全課題組老師、學生啃毛桃，刷干凈、擦干、晾干后，再送入種子庫，篩選出5000個封到瓶子里。

那年夏天，他做了500個這樣的樣本。在青藏高原上完成這些事，不是件簡單的事情。

援藏干部、如今為西藏大學副校長的楊丹說，高原上需要不停地快速呼吸，不能多動，甚至走幾步都會喘不上氣來。他的心跳每分鐘多了20多下，同批隊員中，有人已憋得“心臟肥大”。

西藏生態環境孕育了特有的生物資源，從海拔2000米一直到6000多米，都有植被分布。它們不僅可做藥物，分布規律還體現植物適應環境的進化過程——越是氣候條件惡劣的地方，越是有研究的價值。

“為收集這些植物的樣本、種子，老師常出沒無人區，也常在海拔5000米的野外采樣”。鐘揚的學生朱彬說，高原反應令老師血壓高，頭疼欲裂，身體綿軟，但他依然勤勤懇懇，堅持早出晚歸，從不懈怠。

劉星記得，鐘揚對收集種子這事總輕描淡寫：“我只是想摸清我們的家底，總得有人知道有多少種子，它們在哪里。”鐘揚覺得，幾百年后，這些種子會給無數人帶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