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案人員的刑訊逼供和非人折磨，時時閃現的是幕后黑手郭文貴和馬建、張越等人身影。

曲龍記得，辦案民警郭某某曾威脅他：“你的事是安全部馬建副部長和我們張越書記親自指示督辦的，這回你死定了。民族證券的事領導希望你閉嘴，華泰的股權你自己想辦法還給郭文貴，如果按我說的做，讓你少受點罪。”

穆峰和周莉均稱，河北承德的辦案民警曾在不同場合、當著他們的面，稱郭文貴為“我們老板”“京城第一人”，與郭文貴關系密切的張越則被他們稱為“董事長”。

而曾經身為河北政法委書記的張越，在郭文貴面前表現得如同一個隨從。

據媒體報道，在方正集團原CEO李友與郭文貴剛剛交好期間，郭文貴為炫耀自己的實力對李友說，“我讓張越2個小時趕來，他絕不敢遲到”。兩個小時之內，張越果然從河北趕到郭的辦公室。

面對郭某某的威脅，曲龍堅持說華泰公司的股權不管是誰的，都不是郭文貴的。“他們威脅說你閉嘴，再說就弄死你！”

根據曲龍的回憶，在后期審問中，辦案人員郭某某曾對他說，你占了一個便宜，是你手里確實沒槍，不然我找個殺人案安你頭上，就把你給斃了。

在曲龍、周莉和穆峰看來，曲龍職務侵占罪一案，完全是由郭文貴一手策劃，勾結馬建、張越等官員，通過構陷給曲龍治罪的冤案。

2012年4月，在張越的直接干預下，曲龍被河北省承德市圍場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5年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這一判決，系職務侵占罪量刑標準的最高刑罰。

曲龍提出上訴后，在律師對辦案程序有明確異議的情況下，承德中院并未開庭，僅憑書面審理即維持一審判決。

從2012年9月起，曲龍被頻繁更換多個關押地點，先后輾轉于承德上板城監獄、承德市監獄、保定監獄、邯鄲監獄和張家口監獄等多個監獄。

曲龍稱，在服刑期間，跟他同監室的人員一度不許和他說話，讓他從事高強度勞動，把他單獨關進小屋40多天，也不讓他打電話、與家屬會見等。“我一直處于被監控中，他們擔心我接觸外界信息。”

這期間，曲龍的頭發逐漸掉光。他回憶，自己多次被連續審訊多日，再加上精神壓力過大，“頭發連著頭皮成塊成塊地掉，成了一個光頭”。

被判刑15年家屬遭威逼

在曲龍身處監牢的6年時間里，郭文貴對其家人同樣是步步緊逼，將其家庭置于絕境。

曲龍被抓走后不久，周莉也從北京被強行帶到承德，一度被限制人身自由。“他們半夜把我帶到承德一個療養院，對我的審訊很惡劣。辦案民警說你必須要說曲龍的罪行，我說我不清楚，他們威脅說你不說就把你放到看守所。我說我是普通公民還是犯罪嫌疑人？他們回答，‘我們說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周莉回憶，此次被拘禁7天，開始的三天她只能呆在房間里，后面幾天才被允許到院子里走動。

2013年1月5日，在曲龍案終審判決半年多之后，周莉再次被辦案民警郭某某等人從北京帶到承德，讓她交代所謂贓款藏到了哪里。“郭某某說，曲龍的事情沒有完，要把他的案子做成鐵案。”

在這次為期5天的拘禁中，周莉不堪折磨、心臟病突發，“嘔吐物噴出兩米開外，滿墻都是”。

醫生來檢查后通知必須去醫院進一步治療。“他們可能怕我死在承德，就給我隨便安了一個罪名，以取保的名義連夜把我放了。”

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周莉至今悲憤難抑。她父親早逝，母女三人相依為命。姐姐本是央視一個知名導演，長發飄飄，過著很好的生活。在取保的時候，被查出可能患了肺癌，但還沒確診。她再三要求郭某某等人別讓她的姐姐來簽字取保，但被對方拒絕。簽字的時候，她病中的姐姐雙手哆嗦，幾乎嚇暈過去。由于他們的案子，姐姐精神壓力太大，加重了病情，三四個月后就去世了。在過度驚嚇和悲痛中，70多歲的老母親也一夜白頭，“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劇，就這樣造成了。”

自此，全家的擔子都落在了周莉的頭上。但即使如此，郭文貴仍想斬盡殺絕，不愿給曲龍的家人留下任何活路。

在圍場縣法院作出的判決中，曲龍除被頂格判處15年有期徒刑外，還被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曲龍回憶，在執行階段，圍場縣法院執行局的一名工作人員找他談，“按領導的意思，你中垠公司名下的四臺寶馬防彈車(價值3600萬)能不能直接劃轉給郭文貴，反正你的財產會被全部沒收，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在拍賣你個人資產時給你家人留一套住房。”

隨后，曲龍按其意思做了相關材料。但最后也沒給家人保留住房。

在執行階段，郭某某等人還曾多次威脅周莉及中垠公司其他股東，讓他們放棄股東優先受讓權。最終，郭文貴在上述司法人員幫助下，通過自己控制的兩家公司在司法拍賣會上串通競拍，將中垠公司價值1億多元股權資產以900多萬的低價購得。

“郭文貴派了兩輛面包車的打手，把我們公司圍了，說這家公司已經不姓曲了，違反勞動法強令500多名員工走人，也不給任何補償。”周莉說，一名公司員工因為頂撞了一句，當晚就遭到他們的毒打住進了醫院。從那以后，500多名員工噤若寒蟬，沒有一個人再敢抗議，只能被逼走人。

除了多家公司外，曲龍原本還擁有一個室內卡丁車場。在曲龍被判刑、財產被全部沒收之后，獨自帶著兩個孩子的周莉，本想依靠這個卡丁車場賺錢糊口。郭文貴指使手下威脅卡丁車場所在地鄉政府，不讓繼續租地給她，“不讓我們有生存的余地，總之就是要讓曲龍一無所有，沒有翻身的機會。”

洗刷冤屈獲無罪釋放

曲龍服刑的數年時間里，在張越、馬建等人的持續干預下，曲龍的翻案機會越來越渺茫。

“以前，一有機會我就和家人講申訴的事情，但案子當時在張越的干預下已經‘關’在河北省內，中院不受理，高院也不受理，誰也不愿意去碰這個‘高壓線’。”周莉說。

轉機發生在十八大之后，2015年1月、2016年4月馬建和張越相繼落馬。周莉回憶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看到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的決心，感覺曲龍的案子出現了轉機，讓我又有了希望。”

今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周莉將案件申訴信通過全國人大代表遞到了最高法。4月，周莉正式向河北高院提交申訴材料。7月12日，河北高院通知正式受理申訴。8月22日，河北高院決定再審。

“在閱卷過程中，我發現圍場法院案件的許多證人證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辦案人員從相關證人和犯罪嫌疑人的筆錄中，挖掘出郭文貴指使有關人員誣告陷害曲龍的犯罪線索，進而通過重新核實關鍵證人，將郭文貴違法犯罪的證據進一步固定。曲龍申訴成功的希望大增。”曲龍的律師穆峰說。

8月22日，河北高院將再審決定書發到了穆峰手中。曾經被作為依據判定曲龍犯罪的多處證人證言，在接下來的司法進程中被證明系偽證。

9月12日下發的刑事判決書，還曲龍以清白，也將郭文貴指使有關人員作偽證誣告曲龍的事實予以還原。

河北高院刑事判決書顯示，原裁判認定原審被告人曲龍利用職務便利，侵占政泉公司股權及四套房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法院判決，撤銷承德中院和圍場法院的判決，判定曲龍無罪。

判決書還指出，在曲龍職務侵占案中，辦案程序存在多處問題：公安部指定管轄前原辦案機關沒有偵查權、本案案發過程不自然、訊問場所不合法。

這三個問題，均系法院在審理中，采納的辯護人有關原偵查機關辦案程序違法的辯護意見。

穆峰也向記者詳細介紹了此間的問題，他說，“程序違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曲龍涉嫌私藏槍支被承德公安局違法立案，沒有案件來源，沒有報案材料，也沒有證據材料。二是缺少管轄權。曲龍是北京人，承德是沒有管轄權的。而且曲龍被批捕的時候沒有最高檢的批復。三是曲龍案件出現了多次外提，違反了公安部關于辦理刑事案件的有關規定。證人證言所取得筆錄的地點也不是法律規定的地點。”

穆峰說，作為一個從業30多年的律師，他代理過無數案子，但曲龍這個案子極為少見，他也從一開始就堅信是錯案。

“為什么我說郭文貴集團犯罪？集團犯罪的特征往往以利益為主線，各司其職”，穆峰說，在曲龍職務侵占案中，馬建安排抓捕，張越在案件偵查過程中多次指示，郭文貴最終拿回了華泰的股權。這個犯罪集團有一定的持續性，這種犯罪對法治是最大的危害。

9月13日，記者見到了曲龍和周莉夫婦。1米8多的曲龍精神頭兒不錯，他穿著淺色襯衣、黑色西褲，皮鞋锃亮，談吐間透出一種淡定。

提到將自己送入監獄的郭文貴時，曲龍評價說，“他是一個性格非常扭曲的人，佛面狼心。他早晚會給父母跪著磕頭，每天三炷香，按時按點磕頭念經，小事兒上很夠意思，面兒上很仗義；但喝多了馬上變成魔鬼，又踹又咬，誰也不敢碰。他白天還要表演，酒后就原形畢露。”

曲龍回憶，有一次，郭文貴的妻子在郭喝多后給他打電話，他和保鏢只能去郭文貴家把他捆在椅子上，防止他傷害別人。而且，郭文貴還曾出現酒醉后拿著獵槍追打妻子的情況。

面對記者，周莉多次流露出自己對司法機關的感激。

“雖然經歷了近7年的折磨，幾近窮途末路，但我內心深處的信念是堅定的，我心里知道一定會有這么一天。”周莉說。

出獄之后的曲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法律武器，“不管花多少錢，也不管費多少周折，都要通過司法手段讓郭文貴受到應有的懲罰。”

A12-A13版采寫 新京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