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日喀則市，上海實驗學校的援藏教師高群斌在給藏族學生上美術課。

援藏教師張麗新和藏族學生一起吃飯。

1962年出生的蔣逸明今年55歲，是上海一名高級數學教師。還有5年就要退休的他，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給自己最后幾年的教學生涯做下注解。他說這是他一直以來的夢想。

1993年出生的張麗新微信昵稱是“張麗新一直很開心”，這個剛滿24歲的北京姑娘，畢業后就在“家門口”的東城區一六五中學教政治課。工作兩年后，顧不上媽媽的勸阻，走出了自己的舒適圈。

即將迎來自己第二個孩子的周著今年42歲，去年6月父親檢出食道癌晚期，在暑假陪伴父親一段時間后，他還是“遠游”了。10月23日凌晨，父親走了，最后時候周著未能陪在其左右。

他們來自不同地方，北京、上海、湖南、黑龍江、吉林、山東……他們抵達同一目的地：西藏，他們因了同一政策契機來到雪域高原，就是“組團式”教育援藏。

教師“組團”援藏3年一周期

2015年12月21日，教育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印發《“組團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組團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拉開帷幕。

2016年4月，教育人才“組團式”援藏工作啟動，來自17個對口援藏省份和教育部直屬高校附屬中小學的首批88名管理人員和712名專任教師于當年秋季開學全部到崗并開展工作，800名教師集中援助西藏20所中小學校。

這一新模式一改往年教育援藏短期幫扶機制，以3年為一周期，將過去的分散式援教變為集中力量援助建設一批示范性中小學，進而帶動其他學校辦學水平提升。

組團式援藏這一模式的變化，讓在教育領域耕耘了37年的山南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長扎西加措體會頗深。扎西加措告訴記者，自己15歲就參加了工作，從小學老師到中學教務主任、校長，在教學崗位上干了20年，后來再任教體局局長、副市長等，經歷了西藏兩有八零（縣縣有中學，鄉鄉有完小，入學率達到80％）到普六（青少年）、掃盲、普九、西藏教育均衡驗收等階段，不同階段的教育活動均有參與。

“上世紀80年代末，從河南過來的援藏老師來到山南地區，學生學習的一字一句都是在他們帶動下打下的基礎，當時一個縣上只有四五個援藏老師。”扎西加措說，他還清楚地記得當時那個援藏河南老師的名字，叫毛廣英。上世紀90年代開始第一批大規模援藏，之后援藏力量逐漸壯大。援藏從時間鏈條上呈現出零星的老師來教學－在西藏進行制度化學校建設－在學校建成基礎上補充教師的發展軌跡。

“自去年開始的組團式援藏，在制度、規模、模式上都發生了質的飛躍。組團式援藏之前，援藏政策方面，自治區、地委層面多，省對省的對口支援較多，國家層面的較少。普九階段，花2000塊錢建一個教學點，現在花幾億建一個學校。”扎西加措用直觀的數字介紹了援藏教學的變化。

環境適應是援藏教師第一關

24歲的張麗新是北京第三期的援藏老師，現在教高一政治。頭疼、失眠，晚上十二點半才睡得著，半夜還會再醒一次，“我現在黑眼圈遮都遮不住”，張麗新笑著說。被問到上課情況時，張麗新說，學生們都特別樸實，他們的眼睛真的特別澄澈，都特別上進，看到他們的狀態，我就告訴自己我不能不努力。

在西藏已經教了一年課的周著告訴記者，每年10月底到次年5月上旬，西藏氧氣稀少，對他來講特別“難整”，“去年剛來時教學樓還沒修好，冬天風沙很大，嘴里都是沙。學校和市區隔得遠，來回要三個多小時，平時基本只能呆在學校。”

這個42歲的湘漢子，今年將迎來自己第二個孩子，大女兒現在還不到5歲。“會想家，會覺得孤獨”，周著說，去年4月他報名參加了援藏教師選拔，6月父親查出食道癌晚期，在病床陪了父親一個暑假后，8月份還是來到了西藏，10月份父親去世，沒能見到父親最后一面。

周著在山南市第三高級中學教語文。學生基礎較差、漢語跟不上、與當地教學理念有一定差異，這是他教學過程中遇到的主要問題。“和學生以及當地老師相互融合需要一定時間，對此大家一起做了很多工作，教課時不能貪多、不能貪大，每堂課要慢慢講慢慢來。”他這么對記者說。

身體不適、環境適應只是張麗新、周著和其他援藏老師面臨的第一關，而“造血”的教學工作才是援藏老師最重要的任務。

援藏教師工作重點在“造血”

西藏地區學生基礎差、底子薄，課堂模式以“一言堂”“滿堂灌”的傳統教法為主，學生被動聽課，缺乏積極主動參與，這些是西藏教育的普遍情形。

此次“組團式”援藏到崗的800名教師中含88名管理人員和712名專任教師。這一數字背后不僅要求教師在崗位教學，更要利用自身教育資源、教育優勢，結合西藏當地特色，打造適用于西藏學生的教學課堂和校園環境，轉變當地落后的教育理念，形成西藏教育自身的造血細胞，讓教育援藏從“輸血”到“造血”。

日喀則第一高級中學教師扎頓，用一個故事解釋了“輸血”和“造血”的區別：“之前有一個援藏老師，來后，跟別的老師（帶的班）平均分拉開了20分，韓校長就很生氣，問他怎么會這樣子？因為你（援藏老師）不僅僅是來上課的，更重要的是帶動老師，把其他老師的班都帶高20分。如果僅僅是自己教的班成績提高，那這趟就白來了，你僅僅是個代課老師而已，這也是組團式援藏的初衷。”

扎頓從西藏走出去讀了華東師范大學，畢業后又回到了西藏。他告訴記者，現在一高教學模式是發揮集體智慧，援藏老師和在藏老師共同探討一個課題，共同決定一個方案，再按照這個方案來教。“老師們會互相聽課，援藏老師會對在藏老師進行指導，從現在和未來講，（援藏老師）帶來的理念肯定是更重要的。”

組團式援藏的根本任務是為西藏培養一支“永遠帶不走的優秀教育專業人才隊伍”。為實現這一目標，各援藏教師團隊和受援學校實施了“青藍工程”，通過師徒結對、新老結對、專業結對多種方式，實行援藏教師與當地教師共同承擔教學任務、共同備課，提升本地教師專業素養和課堂教學能力。

問題

援藏時間不一影響教育效果

此次組團援藏原則上以三年為一個周期，但17個援藏省份在期限具體執行上并不統一，教學崗期限分為1、1．5、2和3年等情況，給一些學校帶來了援藏教師在藏工作時間與教育周期不匹配的問題。

拉薩市在工作總結中指出，初高中教師從一年級教到三年級才更符合教學規律。而援藏三年，對援藏教師本人的家庭、個人職業發展等都會帶來較大影響。因此，在目前的教師援藏實踐與教育周期之間出現了矛盾，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先進教法的本土化效果和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

山南市也提到，湖南、湖北、安徽三個援藏省份對山南市三所高中的援助時間比較短，援藏教師熟悉本地學情，取得階段成果后就要返回原崗位，后續援藏教師仍需要一個學期適應本地情況，對三年一個周期的教育規律有所影響。

除此之外，還存在各援藏省份援藏老師待遇差距過大的問題。據《山南市“組團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情況》，在政策制定時，因各援藏省份交流不夠，各地所下發政策文件對援藏教師和援藏教育管理人員的待遇規定不一，內地各省、市、縣、校的待遇補助不能明確而產生了不平等，援藏教師援藏期間相互對比易產生心理波動，對作用發揮有所影響。

（作者：王俊韓春）